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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地说罢，艺术底课题，是发展为政治底课题了的。第二的课题，即包摄着第一的课题，所以较之第一的这，要广大到千倍。关于这个，我不能不指出，在我们这里，有革命的支持，在我们的反对者们那里，有文学的支持。

关于白党对于我们的论争的态度。在这座上，曾经很要显示出白党对于同志瓦浪斯基和托罗兹基的立场的态度，仿佛便是我一切言说里的主要的论据似的。这不消说，是弄错了。我们，“那巴斯图的人们，”是经几个月之间，研究了同志瓦浪斯基的课目，战术和组织底计划，明白了一切他的根本底的谬误和倾向，然后，然后才达到同志瓦浪斯基的立场，是受着我们的敌人的欢迎，并且并非无端欢迎着的这一个结论的。白党作家等的评判，不是证据，那是自明的事，然而对于我们党内的这个或别个的潮流，他们的态度，暗示力却很不小。将我们的敌人对于我们党内的这个那个的潮流的见解，置之不顾，是只有随便对付问题，或则不愿意目睹真实的人们，这才做得出来的。当最近的党的讨论之际，侨民的集团，声援了反对的立场的时候，我们曾经不能不将这事实，通知了党和劳动阶级，现在内外的侨民们声援着同志瓦浪斯基的立场的时候，我们也不能不将这事实，传给党和劳动阶级。

说是弄着专门家讨伐，以非难我们。可说这是全不明白事情的。当观念形态底战线成着问题的时候，怎么能说到专门家呢？同志瓦浪斯基呀，在观念形态的领域上，我们可究竟要借给什么东西么？在这里，在我们这里，是没有借给，也没有许可的。便是合办公司，也不该有的。在这里，有专门家，是不行的。我们这里，在经济、行政的领域上，是有专门家的，此后也还要常有罢，然而在这里，我们也取着以我们的劳动者来替代专门家的方针。在经济和军事编制方面，虽也招聘着专门家，而我们和这同时，正在养成着指挥者、行政者、经营者等等。然而同志瓦浪斯基，却不但要将文学交给专门家，他对于无产阶级文学的创造，还取着反对的行动。在这意义上，同志瓦浪斯基是——完全的败北者了。

其次，是关于几个同志所倡道的条件的平等。诸位同志们，这德墨克拉西也和政治底德墨克拉西完全同样，是虚伪的东西。当各种团体的状态并不相等的事，是周知的事实的时候，却说出条件的平等来，怎么不以为耻呢？“同路人”，是依据巨大的文化底过去的，但我们，在这一层，却是乞丐。怎样可有条件的平等呢？里培进斯基和毕力涅克不同等，为什么呢，因为毕力涅克依据着自己的阶级的莫大的文化底财产，而里培进斯基却相反，是连结着几乎没有文化底过去的阶级的。谁也不要求制定物质底的特权，然而在倡道条件平等之际，却想因此来这样说，就是：在指导的意义上，在鼓舞、奖励等等的意义上，党应该洗手，党对于文艺的问题应该中立。在这意义上，不会有一样的态度，不会有平等的条件，也还可以另据一个理由来说，即是各各的文学团体，决不是平等地于革命是必要的。

我们的对于“同路人”的见解，被误解为最甚。虽是对于问题的看法，原则底地，百分之九十九和我们一样的同志布哈林，——虽是他，关于这一节，也有许多的谬误。说我们要驱逐“同路人”，那是谣言。说我们向他们挥着棍子，也是谣言。说我们除无产阶级以外，忘却了别的诸阶级的现存！我们对于农民作家，不给以足够的评价，诸如此类，都是谣言。我们研究了“同路人”之间，有各种阶层的现存，于是在我们的提要（These）上这样说——

“向劳动阶级的‘同路人’的接近的程度，总之，是和一般底政治底条件，部分底地，则和对于他们的党的机关，出版所以及无产阶级文学的作用力相关。所以党的任务，当此之际，是在促进那正起于‘同路人’之间的分解作用，并且将他们引入××主义底影响的范围里。”

我们主张对于“同路人”的各别的态度。我们承认和真的革命底同路人相提携而且和“同路人”中的最良者——“烈夫”，实现着这提携的事。在关于观念形态战线问题的“域普”的决议上，曾作为最重要的性质的课题，这样地表示着“由将最革命底的‘同路人’的分子，首先，是农民作家，吸引到无产阶级方面，观念底地打动他们，在广涉对于反革命文学的一般底斗争的全体上，和他们相约提携。”那么，分明可见我们的懂得“同路人”的吸引的意义，——首先是农民作家的，——是不下于同志瓦浪斯基的。但我们的立场和同志瓦浪斯基的立场，所以不同之处，是在我们实际底地指出着一个条件，这并非帮“同路人”的我们的好意的利用，而是要使帮劳动阶级的“同路人”的利用，实在可能。我们的立场和同志瓦浪斯基的立场之不同，是在我们并非无产阶级文学的败北者，我们不愿意将无产阶级作家抛入一般底同路人底肉粥中。

第十三回大会以前的文艺领域上的党的课题，是怎样的呢？第十一回党大会，已经指摘了想以文学和文化运动，来影响勤劳阶级的有产阶级的企图了。第十二回党大会，关于这问题，是采用了如次的决议——

“鉴于最近两年间，在苏维埃俄罗斯，文艺已经成长为一大社会底势力，将其影响先及于劳动者，与农民青年大众，故党认为有将指导对于来日的社会底教化的这形式的问题，决定于其实际的活动的必要。”

看罢，一年以前，我们的党的大会，就已经不满于同志瓦浪斯基在文艺领域上所实现了的结果的了。现在呢，问题是已经落上指导的实际底形式的决定上。应该怎样指导呢？——这是站在我们面前的问题。

党的任务，现在是在意识了文学战线的一切重大性之后，为实现文艺的真受党底的，波雪维克底的指导起见，来开实际底的步。

瓦浪斯基的结语

最先，要注意的，是“那巴斯图的人们”在这里专将瓦浪斯基编成这样的人，而叙说了的那些事情，无从理解。他们要弄得凡有一切，仿佛全都在我似的。这集会，已经由在一切指导底地位的诸位同志的代表，十分证明了他们容认着我所采取的方针，而反之，“瓦进主义”和“那巴斯图主义，”是从他们受着当然的反对了。大都是不正当地，想使人以为仿佛是瓦浪斯基怕自己的危险，而立了方针似的。照实说起来，瓦进投给我的，说是白军的报纸称赞了我了的那一种谴责，是也可以投给我们的指导机关的（我是实行这些的意志，直到现在的。）大抵，同志瓦进的轻率，很不寻常。例如，他竟强辩起来，似乎布哈林和他们一致到百分之九十九。我想，速记是完全地将同志布哈林的演说记录下来了的。我真不懂怎么能这样轻率地断定。作为问题者，不是我，乃是我们的指导机关所取的立场。我是每一个半月乃至两个月，总声明自己的战术，和同志商量的，然而至今还没有听到过一回，有人说我的战术在根本上有什么不当。那么，再说下去。在这里，说了些怎样的事呀？听着，就可羞！例如，同志瓦进突然有了这样的宣言，就是，艺术者，据瓦浪斯基的意见——则这是“神圣的事业”之类。有什么根据，说出这样的事来的呢？我有两种著作，论文——虽然据瓦进的意见，也许是无聊的东西——集在，但在这里面，不是对于将艺术看作神圣的事业的那见解，斗争得最多么？当我主张艺术自有其本身的方法和历史的时候，瓦进是完全什么也没有懂。我是说了和同志托罗兹基、布哈林、卢那卡尔斯基以及别的同志所说过的一样的话的。而人们将这些话，解释为瓦浪斯基和党的统御文学底生活相反对，那我有什么法。比这更坏的，是他在文学上什么也做不出，而他却在这里出风头。关于毕力涅克和契呵夫的记念碑，同志培特尼的太出色的出面，是给了我最无聊的印象的。我真不解，怎么会说出那样的话！我对台明说了什么呢？那是关于非常悲痛的事情。有一个人物的坟。那上面竖着大理石的碑。而在碑上，是刻着最单纯的文字，“AntonPavlovitchTchekhov”字样。而这碑，实在是被胡乱的涂鸦弄脏着了。从这事实，捏造出有趣的Ae（谈柄）来，是不可的，不行的；说笑话，也不行的。

的罢。

你们招集年青的作家们，而这些作家们，恐怕是到半年——三个月之后，就要从“组织破坏者”那里走开的。为什么呢，因为在他那里，大概一定有着不正当，大误谬，且有和那些离“那巴斯图的人们”的棍子很远的作家们不同的态度。“墨普”是要赶走作家们的罢。为什么呢，因为他不能待遇他们。于是便成为真的组织破坏者，并非瓦浪斯基，而是瓦进者流了。

有人说过，瓦浪斯基将“同路人”来塞满文学，而无产阶级作家是被压迫着的。我并不以为我的行动毫无缺点。俄国文学的造成，不是这么简单的。这有着极其曲折的路。“同路人”至今成着卓越的要素，但这并非放任的结果，却因为现在的文学生活是这样。在无产阶级作家，现在生活是艰难的，但在“同路人”生活也艰难。这里有共通的条件。我但愿在这会上，没有人来指摘，说是无产阶级作家的未曾出版的东西里，是有颇好的天才底的作品的。岂但如此，惟有他们的最天才底的作品，就由“组织破坏者”来印行。只要指出里培进斯基的《一周间》，由我自己对于这的不断的努力之后，由我印了出来的一件事，就够了。

诸位同志们，我这样地想了好几回。假如我到VladimirIlitch那里，说道我们这里，出着五种的杂志，那会怎样呢？我相信他会这样说，“你们在做什么？这不是糟么——各团体各有着杂志！……”你们因为我们不和你们一同走，便叱我们为”放任主义者”。“那巴斯图”的同志们，我们不和你们一同走，也未必一同走的理由，是因为你们和“锻冶厂”一有什么一点不一致，便即刻叫道“锻冶厂”灭亡了，解体了，还开手掷过污泥去。有这样的党派心，我们是不能和你们提携的，为什么呢，因为这样是不能做工作的。这就完了。

关于决议，我是从衷心里，同意于同志雅各武莱夫的决议的。

雅各武莱夫的结语

在我们的采决之前，我想将同志列宁对于无产阶级文学的问题，是怎样看法的事，简单地说一说。因为一年半前，一共五回，我是有了和他谈到这问题的机会了的。

当时列宁所主张之处的根本，是集中于对于以无产阶级文化，为可以从一种或别的温室底设施里发生出来的思想的斗争。温室可以培养无产阶级文化这一种思想，列宁以为有大危险。Proletcult就是这样的温室呀。

无产阶级文化，可以在苏维埃政权的条件内，从一般文字教育的土壤上发生。当无产阶级政权现存之际，当我们这里，现在将要簇出这样也还是少数的几百万文化人的时候，到那时候，文化的新的类型和文学的不同的类型，太抵就真要发生了。

问题的核心，是在在无产阶级政权的条件内，使有产阶级的好的果实，为大众所公有。在无产阶级政权的条件内，由几百万人取得有产阶级文化的那些好果实，是为产生并非有产者式的真文化，创立基础的罢。

所以列宁是对劳动者说过的。“奋勉呀，将有产阶级文化做成自己的东西罢。无论在怎样的屋子里，无论这叫作什么名目，还受些说是无产阶级文化已经产生了那样的童话所骗，是不行的。”无产阶级文化的发生，应该辩证法底地来想。这问题的根本，是在几百万的人们，在苏维埃国家的条件内，将有产阶级文化所战取者，作为自己的东西。

这过程，在我们这里的温室主义者们，却正是完全不懂。在同志列宁，在由同志列宁所设定的问题上，当时他就将大剧场和Proletcult都看作“无用的长物”，并且同时提议，要锁闭起来。这事，是特色到可惊的。

这回是关于实际底的提议的性质。我们在六个点上，看见党的方针的基础。第一点，是要将对于那些出自劳动者和农民大众的几万人的创作的指导，给与本党。给那些从这大众中分出，已经可以称为作家的物质底支持，也和这相关联。

问题的第二，是和“同路人”相关联的。关于这事，可以率直地这样说，对于“同路人”的态度，我们仍持继着党的从来的方针。在这里朗读过了的“同路人”的信札——就很证明着这方针在根本上是正当。这——是不能漠视的文件。

同时，我们对于正在站立起来的劳动者作家，还不能不发警告，使知道自家广告，自以为好，以及在对于研究的轻薄的态度的氛围气中，正在胁迫他的危险。

其次，是党派主义和放纵主义的问题。放纵主义，党派主义的契机，是在两面的阵营里。我们应该从两面的阵营里，一样地将这个除掉（aufheben）。还有，最后，是批评的问题。我们在批评的领域里，不能一任现在的情势，照样地下去。我们的批评，不但禁不起试练，——这作为共产党的组织化了的批评，还在归于零呢。在我们这里，新书批评，是因为友情，因为知己关系而登载的。这除了称为解体之外，不能给什么名目。关于这问题，我们是不但采用决议，还应该从速来讲实行的手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