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就是孝顺。孝顺父母,乃其他七种美德的基石。人为什么要孝顺?因为我们必须报答父母养育之恩。而王阳明所说的孝顺,前面已谈到,一是让父母安心;二是并非儿女单方面的孝顺,还有父母的慈,所谓“父慈子孝”,双方是有互动的。
悌,是悌敬。兄弟姊妹之间的,就是兄弟友爱,相互帮助、互相鼓励从善。在一个家庭中,悌的功能仅次于孝,它是联结同辈之间的黏合剂。
忠,是尽己,也就是尽自己全部心力来做一件事。在古代,它指的就是忠于皇帝。王阳明则认为,要忠于天下,其实就是忠于国家和民众。
信,是真诚不欺自己和他人。不能糊弄自己的良知,倘若你不糊弄自己的良知,自然就不会欺骗别人。要做一件事,就要恭敬而努力地去做,这做事的过程,就是个信的过程。
礼,是外在的礼仪。中国古代,礼仪纷繁复杂,如果你有兴趣打开《礼记》,会发现不胜枚举的礼仪向你招手。婚、丧、祭、朝、聘,每种礼仪都够你学上一年的。很多生性洒脱、不拘小节的古人把这些看成是繁文缛节,但它的确有重要的意义。通过行礼仪,让人首先从外在树起一种敬畏之情,惯性使然下,它会深入你内心,塑造你成为彬彬君子。王阳明认为,心外无礼,所以他的主张就是,礼必须要有,但不必过于复杂。只要能深入你心,行之无妨;不深入你心,弃之也无妨。只要记住:一切礼都是为我们光明良知服务的。
义,很多人认为是义气,王阳明则认为是“适宜”。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在做和不该做之间有个点,这个点就是义。对朋友要义,无非是要你对朋友做适宜的事。所以,不适宜的江湖义气,是万万要不得的。
廉,是廉洁。依良知之道去追求利而不贪利,就是廉。
耻,是羞耻。凡是不合天理的事,就是不符合良知,绝对不能去做,做了就会感到羞耻。人正因为有“耻”,所以才会远离人欲,追求天理,才能成为一个好人。
王阳明认为,人生八德中的关键点不是基石“孝”,也不是尽心尽力的“忠”,而是“义”。他在《传习录》中说过,良知就是“义”,或称为“宜”,就是适宜。只要你做事适宜,不偏不倚,八德中的其他七德都是水到渠成之事。
适宜地孝顺父母,孝顺父母就轻而易举;适宜地尽心尽力忠诚于某人和某事,忠诚于某人和某事就自然而然。
所有的玄机都在“义”上,良知判断出的适宜与不适宜而已。
那么,如何让孩子学习并懂得人生八德呢?或者说,如何把人生八德教授给孩子们呢?
每天拿着人生八德的内容向孩子们灌输吗?
王阳明不认为这是好办法。他认为,人生八德的内容与生俱来,原本就在孩子心中,我们只须通过一些看似无关紧要的方法,将其呼唤出来即可。
为此,王阳明提出三种:读书、歌诗、习礼。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文化课、音乐课、体育课。
中国人,尤其是古人,最重视文化课,文化课里最重视德育,音乐课也讲,但很少讲体育课,导致了中国人后来成为东亚病夫。这都是教育惹的祸。
在王阳明看来,读书、歌诗、习礼不是看上去那么简单,背后有大深意。
读书,不仅仅是为了开启他们的智慧,增长他们的知识,同时也是通过深入钻研反复体会而锻炼他们的思想,在抑扬顿挫的朗诵中宣导他们的志向。
歌诗,不仅仅是为了发展他们的志趣,同时也是把他们那与生俱来的蹦跳呼喊的精力转移成为有节奏的朗诵诗歌的活动,让他们在音律中宣泄心中的郁结和不快。
礼仪,不仅是为了整顿他们的仪容,同时也是通过揖让叩拜的动作来活动他们的血脉,在起跪屈伸中强健筋骨。
这就是教育的真谛!
以上的三种方法实际上是王阳明从儿童的性情出发的,小孩子性情活泼,像初生的草木一样,不能压制他。现代教育心理学也认为,教育儿童,要顺着他的性情才好,设种种方法,引起他的欢悦心,使他乐于受教。然后施以合宜的教育,才能够开发他固有的智能和品德,这智能和品德就是王阳明所说的良知。
顺着儿童本原的性情意志,渐渐培养他的长处,警惕他的短处。王阳明并非要雷厉风行地把儿童的短处瞬间铲除,而是希望能潜移默化。大禹治水,是顺着水性,他老爹治水却是逆着水性,二者相比,高下立判。
《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是王阳明以良知为指引,写就的一篇儿童教育圣经,值得古往今来的家长们反复阅读,铭记于心,知行合一,付诸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