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小说网

传习录上 徐爱录（第9页）

先生说：“即使有传下来的，也与时事的变革有所不合了。社会风气更加开放，文采更胜以往，到了周朝末年，即便想要恢复夏商时期的淳朴风俗，也已经不可能了，何况恢复到尧舜的时代呢？更不必说恢复到上古时代的风俗了！虽然各个时代的社会治理有所不同，但所遵循的道理却是一致的。孔子遵循尧舜之道，效法周文王、周武王之制。文王、武王之道即是尧舜之道，只是因为时代不同，社会治理也有所不同，所施的教化与所设的政令自然也不同。即便把夏商时代的制度政令在周代推行，恐怕也不合时宜了。所以周公对于大禹、商汤及周文王的制度都有所研究，遇到有不合时宜的地方就反复琢磨，以至于夜以继日地思考。更何况上古时代的典章制度，又怎么能够恢复施行呢？这就是孔子为何要删述上古时代之事的缘由了。”

先生又说：“只采取无为而治的措施，不能够像三王那样因时制宜地治理，反而一定要恢复实行上古时代的典章制度，就是佛家和道家的观点。能够因时制宜地治理，但不能像三王那样本于大道，而是出于功利的心态来推行治理，则是春秋五霸以后的社会治理。后世的儒者讨论来讨论去，只是讲如何实行霸道而已。”

先生又说：“尧舜以前的社会治理，后世不可能恢复，因此可以略去不记。夏、商、周三代以后的社会治理，后世不能仿效，因此可以删减。只有三代的社会治理是可行的。然而现在那些讨论三代之治的学者，不明白三代之治的根本，却钻研那些细枝末节，这样三代之治也不可能恢复了！”

【度阴山曰】

王通，隋朝大儒；韩愈，唐代文人。二人都文采一流，但韩愈更胜一筹。王阳明则认为，王通优于韩愈，因为王通干的事，都是传播儒家文化的实事，而韩愈则过多的只是在文字上炫耀。当然，韩愈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贡献也可圈可点，他反对佛教，并且建立了儒家的道统。不过在王阳明看来，王通要比韩愈高明。

从王通和韩愈延伸出去，王阳明谈到儒家经典六经。孔子删过六经，有人认为这是对文化的无耻破坏，而王阳明则认为，有些坏的东西，不应该留下，就应该删除。

为什么？

因为坏的东西会给许多人以启蒙，这种启蒙会给社会带来不好的影响。这就是实用主义。

阳明心学就是实用主义，最直接的证据就是下面这一条：

徐爱问，为什么三代以前的历史很少，三代以后的历史也很少，只有三代（夏、商、西周）特别多？

王阳明的回答是：三代以前，已不可复制，写了也没有用；三代以后，不能复制，所以要少写；只有三代的社会治理是可以效法的，所以圣人们写了很多。

把宏图伟业和超前规划写得天花乱坠，没用，因为实用性不强。没有操作性的东西，写出来何用？

文史哲，不分家

爱曰：“先儒论六经，以《春秋》为史。史专记事，恐与五经事体终或稍异。”

先生曰：“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经，五经亦史。《易》是包牺氏之史，《书》是尧、舜以下史，《礼》《乐》是三代史。其事同，其道同，安有所谓异？”

又曰：“五经亦只是史。史以明善恶，示训戒。善可为训者，特存其迹以示法；恶可为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奸。”

爱曰：“存其迹以示法，亦是存天理之本然。削其事以杜奸，亦是遏人欲于将萌否？”

先生曰：“圣人作经，固无非是此意，然又不必泥着文句。”

爱又问：“恶可为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奸，何独于《诗》而不删《郑》《卫》？先儒谓‘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然否？”

先生曰：“《诗》非孔门之旧本矣。孔子云：‘放郑声，郑声**。’又曰：‘恶郑声之乱雅乐也。’‘郑卫之音，亡国之音也。’此是孔门家法。孔子所定三百篇，皆所谓雅乐，皆可奏之郊庙，奏之乡党，皆所以宣畅和平、涵泳德性、移风易俗，安得有此？是长**导奸矣。此必秦火之后，世儒附会，以足三百篇之数。盖**泆之词，世俗多所喜传，如今闾巷皆然。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是求其说而不得，从而为之辞。”

【译文】

徐爱说：“以前的儒者讨论六经，认为《春秋》是史书。而史书专门记载具体的历史，恐怕与其余五经的题材体例有所不同。”

先生说：“从记事的角度来说就是史书，从论道的角度来说就是经典。历史就是大道的具体呈现，大道就是历史的根本缘由。《春秋》也是经典，其余五经也是史书。《易》是伏羲时的史书，《尚书》是尧舜以后的史书，《礼经》《乐经》是三代的史书。其中的史实并无区别，其中的大道更是一致，怎么会有所谓的区别呢？”

先生又说：“五经也只是史书。史书的目的是辨明善恶，将经验教训告诉世人。历史上可以作为示范的善行，就记录具体的事迹让后世效法；历史上可以作为教训的恶行，就记录教训而删去具体的事迹，杜绝类似的奸恶之事。”

徐爱说：“保存善行的具体事迹让后世效法，自然也是存养天理。删去恶行杜绝奸恶，也是为了把人欲遏制在将要萌芽的时候吗？”

先生说：“孔子删编六经，当然就是这个用意，但也不必拘泥于具体的词句。”

先生说：“现在的《诗经》已不是孔子删定的旧本了。孔子说：‘要远离郑国的音乐，郑国的音乐十分**靡。’孔子还说：‘我厌恶郑国的音乐扰乱了典雅的音乐。’‘郑国、卫国的音乐是亡国的音乐。’这是孔子一派的家法。孔子所删定的三百篇，都是典雅的音乐，都是可以在祭祖的时候，或是在乡村中演奏的，都可以起到使人的心志舒畅平和、涵养德行、改变社会风化风俗的作用，怎么会有****的音乐呢？那样只会助长**靡之风，倡导奸邪啊！《郑风》《卫风》等**逸的诗肯定是秦始皇焚书之后，世间的俗儒为了补足三百篇之数而穿凿附会的。所谓**逸的歌曲，民间有很多人喜欢传唱，如今的街头巷尾也是如此。恶行可以惩戒人们散漫安逸的心志，只是无法解释清楚，不得已才这么说的。”

【度阴山曰】

中国历代大学问家、大思想家，都是才、学、识兼备，也就是文、史、哲皆通。本来，在古代中国，一直是史中有哲，哲中有文，文中有史，后来由于帝制时代结束后的强行分科，才有了文史哲的概念。

《春秋》既是史，又是文，也是哲。六经中的其他五经同样如此，从记事的角度来说就是史书，从论道的角度来说就是经典。历史就是大道的具体呈现，大道就是历史的根本缘由。譬如《史记》，从记事的角度说是史书，从文采来讲，就是文学经典，从其历史叙述中总结出的道理，它又是哲学。

大道至简，为何至简？

理由就是，所有的大道都藏在历史中，并且以优美和充满想象力的文字书写成书。所以，人人都喜欢读，在读的过程中人们就明白了什么是大道。

真正的大家，必须是文采、才华、想象力、情怀，与文史知识、学养、功底、治学态度，与思想、见地、智慧、立场的大集合。

文必须和哲在一起，才能展现美好人性，脱离了哲的文只是勾栏瓦肆的小说，没有了哲的史就成了莲花落。

《诗经》就是文史哲合一的产物。它是史，记载了当时的历史；它又是文，以纯粹的文字叙述了那时的人类；它更是哲，读了它，不但能认识很多花草虫鱼的名字，还能懂得人生大道。

所以王阳明认为，《诗经》里的《郑风》《卫风》是伪作，因为它们虽然文采优美，惹人爱怜，却没有哲学大道的成分，没有承载人性大道。

杜甫说：“文章千古事，得失存心知。”魏文帝曹丕说：“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也。”周敦颐说：“文以载道。”这些大家的话都说明中国古人把文看得很重，为什么很重，因为他们看透了人生是短暂的，但文章是可以超越时空，永恒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