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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第9页）

什么样的心，决定了什么样的行

“不可谓‘未发之中’常人俱有。盖‘体用一源’，有是体即有是用。有‘未发之中’，即有‘发而皆中节之和’。今人未能有‘发而皆中节之和’，须知是他‘未发之中’亦未能全得。”

【译文】

“不能说常人都能保持‘感情未发出来时的中正’。因为‘本体与作用同源’，有怎样的本体就有怎样的作用。有‘未发之中’的本体，自然有‘发而皆中节之和’的作用。现在的人没有做到‘发而皆中节之和’，可见是因为还没有完全实现‘未发之中’。”

【度阴山曰】

清朝末年，西方崛起，多次击败中国。痛定思痛之下，一大批本土思想家、军事家和从西方返回的思想家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他们深信，只要将这主张付诸实践，必能重新让中华帝国回归世界中心的地位。

但后来的事，众所周知，甲午海战、八国联军进京让中国颜面扫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战略成为千古笑柄。

两种思想文化的合作，还要分出主次，这就是猫指挥老虎去捉耗子，非但多此一举，而且绝对泡汤。世界上有一种橘子，在南方就是甜美的橘子，移植到北方，就成了苦涩的枳子。这个“体”就是南方的土质，“用”就是橘子。只有南方的土质才能长出橘子，只有“未发之中”的本体，才有“发而皆中节之和”的作用。

想要在北方的土质里长出橘子，绝不可能；正如想要在南方的土质里长出枳子，也是妄想。

其实，“体用一源”真正告诉我们的是，我们的视听言动，就是“用”，这种“用”若要符合天理，必须是“体”里有良知。我们的每一个言谈举止，每一个人生决定，若想正确，就必须发自本心。否则，必然大错特错。

如果我们的心不够强大，我们的良知不够光明，整日私欲丛生，又不肯努力恢复良知，那我们做什么事都不会成功，因为如果“体”本身就是错的，那“用”就不可能正确。

用王阳明的说法就是，现在的人没有做到‘发而皆中节之和’，可见是因为还没有完全实现‘未发之中’。”

世界上就没有跨界这一说

澄问“操存舍亡”章。

曰：“‘出入无时，莫知其乡。’此虽就常人心说，学者亦须是知得心之本体亦元是如此，则操存功夫始没病痛。不可便谓出为亡，入为存。若论本体，元是无出无入的。若论出入，则其思虑运用是出。然主宰常昭昭在此，何出之有？既无所出，何入之有？程子所谓‘腔子’，亦只是天理而已。虽终日应酬而不出天理，即是在腔子里。若出天理，斯谓之放，斯谓之亡。”

又曰：“出入亦只是动静，动静无端，岂有乡邪？”

【译文】

陆澄问先生关于《孟子》“操存舍亡”那一章。

先生说：“‘心的出入并没有规律，也不知道它的方向。’这虽然是针对常人的心而言，为学之人应当明白心的本体也是如此，操持与存守时才不会出问题。不能随随便便认为出就是失去，入就是保有。就心的本然状态而言，原本并无出和入。就出和入而言，则人的思虑运用就是出。然而人心明明就在里面，怎么能叫出呢？既然没有所谓出，那又何来的入呢？程颐先生所说的‘腔子’，也只是天理而已。虽然每天应酬，也不外乎天理，那么心体就在胸腔里。如若超出天理，便是放纵心体，放纵心体就是失去了心体了。”

先生又说：“心的出入也只是动和静，动和静并无端倪，怎么会有方向呢？”

提到达·芬奇，很多人只知道他是个画家，其实，达·芬奇跨的界太多，而且都是某一领域的天骄，恐怕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有那么厉害的简历。达·芬奇不但是位画家，而且还是寓言家、雕塑家、发明家、哲学家、音乐家、医学家、生物学家、地理学家、建筑工程师和军事工程师。

在天文领域，他提出月亮并不能发光，只是在反射太阳的光辉；在物理领域，达·芬奇重新发现了**压力的概念，提出了连通器原理；在医学上，达·芬奇掌握了人体解剖知识，成为近代生理解剖学的开山鼻祖；在建筑上，达·芬奇除了设计了无数桥梁、教堂、城市街道和城市建筑外，还在城市街道的设计中，将车马道和人行道分开。

在军事上，达·芬奇发明了簧轮枪、子母弹、三管大炮、坦克车、浮动雪鞋、潜水服及潜水艇、双层船壳战舰、滑翔机、扑翼飞机和直升机、旋转浮桥等。

同时，他在水利、地质、机器人上也有重大研究和突破，成为这些领域中无法绕开的权威。

他是个超级发明狂，乐器、闹钟、自行车、照相机、温度计、烤肉机、纺织机、起重机、挖掘机……都通过他的脑袋，呈现于世。

说了这么多，其实我想说的是下面的话：

一般而言，人在世上，会面临两个世界，一个是物质世界，即我们可以触摸的世界；另外一个则是精神世界，就是我们无法触摸，却无限广大的内心世界。

所谓“心的出入”，其实就是从精神世界到物质世界再返回精神世界的跨界。古典儒家哲学认为，心的出入是确实存在的，当我们不去物质世界时，我们的心在精神世界，而当我们的心一动，去了物质世界，就等于是把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做了连接。

精神世界是我们的家，我们出门，就是进了物质世界，这就是心的出入。儒家认为，心的出入是没有规律的，更不可能有方向。

也就是说，每个人在世界上，出门后所能做的事，非常有限，能把出门后做的事做好，更是有限。王阳明则说，只要内心纯粹，出门和入门本就是一回事，或者说，当我们的精神世界无比强大后，与物质世界的所有事物都能连接，我们的心不是没有规律和方向，而是会寻觅出各种规律与方向。

就如达·芬奇一样，只要精神世界强大，那他和物质世界的勾连就轻而易举，可以在物质世界称王称霸。当达·芬奇安静地待在家里时，他的心也不是真的在家里，而是在和物质世界建立各种各样的联系。

这其实仍然是王阳明心学的“心即理”。心，必须到事物上去呈现，理才能称为理，所以心和理是一回事，只不过呈现的场景不一样。心在内，理在外，但没有内就没有外，之所以有外，是因为有内。

海纳百川，才是正途

王嘉秀问：“佛以出离生死诱人入道，仙以长生久视诱人入道，其心亦不是要人做不好。究其极至，亦是见得圣人上一截，然非入道正路。如今仕者，有由科、有由贡、有由传奉，一般做到大官，毕竟非入仕正路，君子不由也。仙佛到极处，与儒者略同。但有了上一截，遗了下一截，终不似圣人之全。然其上一截同者，不可诬也。后世儒者又只得圣人下一截，分裂失真，流而为记诵、词章、功利、训诂，亦卒不免为异端。是四家者，终身劳苦，于身心无分毫益，视彼仙佛之徒清心寡欲、超然于世累之外者，反若有所不及矣。今学者不必先排仙佛，且当笃志为圣人之学。圣人之学明，则仙佛自泯。不然，则此之所学，恐彼或有不屑，而反欲其俯就，不亦难乎？鄙见如此，先生以为何如？”

先生曰：“所论大略亦是。但谓上一截、下一截，亦是人见偏了如此。若论圣人大中至正之道，彻上彻下，只是一贯，更有甚上一截、下一截？‘一阴一阳之谓道’，但‘仁者见之便谓之仁，知者见之便谓之智，百姓又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仁智岂可不谓之道？但见得偏了，便有弊病。”

【译文】

王嘉秀问道：“佛家用超脱生死轮回来引诱人信佛，道家以长生不老来引诱人修道，他们的本心也并非要人去作恶。究其根本，他们两家也都能看到圣人之教的‘上达’功夫，但不是入道的正途。好比如今为官的人，有的通过科考、有的通过举荐、有的通过继承，同样做到了大官，但如果不是为官的正途，君子是不会去做的。道家与佛家到达极致，与儒家有相同之处。然而有了‘上达’的功夫，却失去了‘下学’的功夫，终究不像圣人的学问全体兼备。然而佛与道在‘上达’方面与儒家的相同，这点不能随便否认。后世的儒者又都只得到了圣人之学‘下达’的功夫，分割了圣学，使之失去本真，沦落为记诵、词章、功利、训诂的学问，最终也难免沦为异端邪说。从事这四种学问的人，一生劳苦，却于自家的身心没有丁点益处，相比佛家、道家那些清心寡欲、超脱于世俗牵累之外的人，反而有所不及。如今的学者，不必起先就排斥佛、道，而应当笃志于圣人之学。圣人之学发扬光大了，佛道的学说自然就会消亡。如若不然，对于儒者所学的东西，佛、道两家恐怕不屑一顾，还想使佛、道两家拜服儒学，可能吗？这是我的浅见，先生认为如何？”

先生说：“你的看法大体上正确。但你区分了‘上达’和‘下学’，也只是一般人的见识罢了。如若讲到圣人大中至正的道，则是通天彻地，一贯而下，哪里有上与下的区分呢？‘一阴一阳之谓道’，然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百姓与大道日日相处却视若无睹，故而君子所遵循的大道很少有人能够明白’，仁爱与睿智不也是道吗？但理解得片面，就会有弊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