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您……”
“我必须走,实验室的数据和样本必须带出去。”费洛德看著方郁雾。
“你跟我走,我们需要你的专业能力分析这些数据。”
方郁雾看向安德烈,那位老医生的眼神坚定而平静,仿佛只是决定值夜班而不是留在即將被战火吞噬的医院。
她想说什么,但语言在此刻是如此的苍白。
杨慕寧站起来,包扎过的手臂活动了一下:
“我的小队负责掩护撤离,卡车还能用两辆,挤一挤能装三十人。
其余人步行,我们沿著河床走,那里相对隱蔽。”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是方郁雾记忆中最混乱也最有序的时刻。
混乱的是场面:哭泣的伤员、匆忙收拾的医护人员、不断传来的交火声。
有序的是执行:维和士兵迅速组织队伍,分配任务,建立撤离路线警戒。
方郁雾帮助轻伤员上车,分发有限的止痛药和饮用水,安抚惊恐的患者。
在这个过程中,她看到杨慕寧和他的队员们,专业、冷静、高效。
他们在危险中开闢出有限的安全通道,用身体掩护医护人员,將重伤员小心地转移到相对安全的建筑內,等待也许永远不会来的救援。
上车前,方郁雾回头看了一眼医院。
红十字標誌在硝烟中依然醒目,但在她眼中,这已经不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护身符了,而是一个鲜艷的靶子。
第一次,她的三观出现了崩塌,这不是法治社会,和平、独立和自主才能讲法治。
安德烈医生站在主建筑门口,朝他们挥手,脸上甚至有一丝微笑。
然后他转身走回医院,白大褂在热风中飘动,像一个走向自己命运中心的古老骑士。
卡车引擎轰鸣,驶离这片即將成为焦土的区域。
方郁雾坐在拥挤的车厢里,身旁是一个手臂受伤的当地女孩,大概十岁,紧紧抓著她的衣角。
方郁雾搂住女孩,看向窗外迅速后退的风景。
杨慕寧坐在副驾驶,通过无线电与指挥部联繫。
他的侧脸线条硬朗,包扎的手臂放在车窗边,血跡已经渗出了新纱布。
方郁雾突然意识到,自己对这个几个小时前还是完全陌生的人,產生了一种近乎本能的信任。
不是因为他说了什么漂亮话,而是因为他在炮弹落下时用身体护住了她,因为他受伤后第一句话是问她是否安全,因为他说“你是中国人”。
在这个失去所有规则的世界里,这简单的事实和行动,成了唯一可以抓住的真实。
撤离队伍在傍晚抵达相对安全的临时安置点,一座由联合国维和部队控制的城镇。
医院设在当地一所还算完好的中学里,条件简陋但至少没有迫在眉睫的袭击威胁。
安顿好伤员和医疗队后,方郁雾已经累得几乎要虚脱了。
连续四天的高强度手术、物资短缺的压力、空袭的惊嚇、撤离的奔波,所有疲惫在这一刻同时袭来。
费洛德找到方郁雾时,她正坐在医院走廊的地板上,背靠著墙,眼睛空洞地望著天花板。
要不是方郁雾的胸口还有淡淡的起伏,要不是她的眼睛偶尔还会眨一下,费洛德都要以为方郁雾已经猝死了。
“安德烈那边有消息了。”费洛德蹲下身来,“他和留下的伤员已经转移到联合国控制区,相对安全。”
方郁雾闭上眼睛,长长吐出一口气。
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