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三號,又一批新生入学。
七七级文学班来了十名新生,因此班上总人数达到48人。
这批新生的入学经歷,很好的印证了一个真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他们其实都落榜了。
但是恢復高考之初,积压的人数太多,许多成绩优秀的考生,只因年龄偏大被取消录取资格,不免忿忿不平。
这群考生便设法打听到自己的分数,不断上访,据理力爭,依靠他们的努力,市里这才破例扩大招生。
是的,都是首都学生。
所以说投胎也是门技术活。
四月六號,全校学生齐聚办公楼礼堂,听徐迟作报告演讲。
邱石自然也在,颇为感慨地坐在台下,听著徐老激情高昂的呼喊:
“现在是春天来了,清明节来了。但还是有从西伯利亚来的寒流,有从太平洋来的颱风。但是,春天毕竟是来了!”
邱石原本打算会后去拜访徐老,不成想先有人找到他。
这位可是个妙人,现年四十多岁,在北大做了十多年助教的青年教师谢勉。
后世有个外號——老顽童。
他的学生弟子们,被称作谢家军,谢家军评定三好学生的標准为:身体好、兴致好、食慾酒量好。
每年举办“食饼大赛”,並有《饺子记盛》《馅饼记俗》《春饼记鲜》等作品传世。
但谢勉老师绝不是玩物丧志的人。
后来他成为北大当代文学教研室的创建人之一,也是北大中文系第一位当代文学博士生导师。
朦朧诗就是他“赐名”的,三个崛起中的第一个《在新的崛起面前》,正是出自他的手笔,他在文章中首次用到“写得很朦朧”的字眼。
比批评家章明的那篇《令人气闷的“朦朧”》,早三个月。
由此引发了一场关於朦朧诗的大討论。
当然这是1980年的事。
办公楼外,邱石跟著谢勉老师,也不知道要去哪里。
谢勉见他似乎有些不解,含笑解释道:“我读大三那会儿,徐先生是《诗刊》副主编,他跑到北大找我,受《诗刊》主编臧克家先生之託,要我联合几个同学,写一本中国新诗史,后来我们就写了《新诗发展概况》。
“此书记载了我们的幼稚和鲁莽,但更记载了徐先生对我们的信任和爱护——他成为我们几人后来学术的启蒙人,引领我们走上了诗歌和文学研究的道路。”
邱石恍然。
谢勉道:“我也打算给你们文学班开门课,当代文学,有兴趣吗?”
邱石咧嘴道:“太有了呀!”
“嘿,你小子够捧场的,虽然不知道是不是实话,但我还是很高兴。”
两人一路閒聊,快要接近未名湖,来到钟亭时,谢勉老师停下脚步,说等等。
不多时,一位老人步履轻快地赶到,不是徐迟又是谁?
邱石上前见礼:“徐老。”
徐迟伸手与他握了握,笑道:“好久不见,走走?”
邱石却之不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