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振国依然不为所动,依旧坚持道。
“编制和磨合问题可以克服。但原则问题不能退让。
如果省局局长由地方主导任免,他的考核升迁主要繫於地方。
那么当维护职工权益触及地方重要税源、影响gdp时,他还能坚持原则吗?过去有许多的教训案例。”
周秉义等的就是这句话,再度开口,语调依然平稳,但每个字都加重了分量。
“说到案例教训,振国主任,我们最近都高度关注一个典型案例——汉东省京州能源事件。”
会议室空气骤然一凝,三方隨身记录员笔都是一顿。周秉义略微停顿,继续道。
“京州能源一家央企三级子公司,因为经营困境引发大规模职工上访,震动地方。
而追根溯源,其困境与数年前一笔高达四十七亿元的煤矿资產收购案有关。
这里是否存在决策失误、甚至其他问题,目前正受到广泛关注。”
周部长没有用“腐败”“违规”等定性词,但“四十七亿”这个数字和“广泛关注”这个表述,在此刻的语境下,比任何指控都更有力量。
“这个案例,恰恰引发了更深层的思考:现有的、以垂直管理为主的监管体系,为何未能及早预警和阻止可能存在的问题?
当问题最终在地方爆发、由地方承受压力时,地方却缺乏足够的制度性权力进行前置干预和有效监督。
这难道不是一种权责不对等吗?”
张振国的脸色,变得有些僵硬。
他当然知道“四十七亿事件”,即便目前仅是调查初期,逻辑链条尚未完全坐实。
但在这个层面的博弈桌上,事件的“存在”与“逻辑可能性”本身,就是一枚沉重的筹码。
它直接削弱了国资委坚持“现有垂直体系足够有效”的立场。
吴思远顺势接过话头,语气里带著忧虑道。
“正是基於这类案例引发的反思,以及近期多个省份的强烈呼声,我们认为需要一种新的制衡。
完全將机构下放给地方,固然不妥;但维持过强的垂直,也可能忽略地方治理的复杂性和主动性。
中组部提出的方案:机构作为省国资委內设局,局长高配为省国资委副主任,业务上接受国务院国资委总局指导。”
“这等於放弃了人事任免核心权!业务指导太虚弱了!”张振国试图做最后抵抗。
这时,周秉义出示了一份,让张振国这个副主任都心寒的,非正式情况匯总。
“振国主任,请看。
鲁东、滇越、蜀中、西江等七个省份,近期已经以安全生產检查、环保督察、土地合规审查等名义。
对部分央企子公司的扩建、环评等项目採取了事实上的暂缓或更严格审查措施。
如果我们在机构设置上不能充分考虑地方的关切和诉求,最终损害的將是国有资產,在全国范围內的优化布局和整体利益。
我们需要的是一个能化解矛盾、协同地方的机构,而不是一个可能激发新对立的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