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长,2011年定95%的標准,有当时的考虑。
那时旧改刚起步,政府经验不足,怕项目启动后矛盾爆发,所以设了高门槛。
达不到95%,说明群眾基础不牢,寧可暂缓。”
“那现在呢?”吴雄飞,希望江临舟给出明確答案。
江临舟走回沙发前,但没有坐下。
“站在……现在的问题是,这个標准被『异化了。它从『安全阀变成了『博弈工具。
矿工新村88%的同意率里,真正长期居住的老职工,同意率超过95%。
拖后腿的,主要是两类人:一类是早年搬走、现在又回来要价的『非实际居住户;另一类……”
江临舟刻意停顿了一下,“是等著用这个项目做交易的人。”
吴雄飞眼神一凝,“说具体点。”
江临舟坐下,详细给吴雄飞说道。
“举个例子,a小区要改造,同意率94。5%。有5户坚决不同意。
街道办去做工作,发现其中3户是某位局长的亲戚。
最后怎么解决的?
额外给这3户提高了补偿標准,签了保密协议。另外2户一看,也要求同等待遇。
项目启动了,但成本增加了8%,更重要的是——规则被突破了。”
“所以你的意思是,標准本身不是问题,问题是执行中的人情干扰?”
“是,也不全是。”江临舟摇头,
“95%的標准,之所以能执行这么些年,恰恰因为它『原则上严格,操作上灵活。”
吴雄飞沉默了片刻,走到办公桌前,拿起一份报表:矿工新村的入户调查明细。
在“不同意原因”一栏,有人写著“补偿標准低”,有人写著“安置地点远”,还有十几户写著“需家庭內部协商”。
但最后几户的备註栏里,调查员用铅笔轻轻標註了几个小字:“张某堂弟”“汪某亲属”。
吴雄飞抬起头,“临舟,如果我把標准降到90%,矿工新村项目立刻就能启动。
那剩下的10%怎么办?强制执行?还是继续提高补偿?”
“这正是关键。降標准容易,但降了之后,我们用什么新规则来填补留下的空间?
如果没有配套机制,今天降到90%,明天就会有人要求85%,后天80%……底线会一退再退。”
吴雄飞走到窗前,看著市政府楼下的景象,忽然问道。
“临舟,你有没有什么好想法?”
问题很直接,带著考验的意味,江临舟没有迴避。
“我建议简单修改標准,但会给標准增加『例外条款。”
“怎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