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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课 牛津大学的繁荣时期（第1页）

第三课牛津大学的繁荣时期

牛津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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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19世纪以来一系列的改革和调整，到20世纪中期时，牛津大学以其高质量人才的培养和高水平的学科而奠定了世界一流大学的基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牛津大学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繁荣发展阶段。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随着英国政府高等教育政策的不断调整，牛津大学又面临着一个新的发展机遇：从过去的私立大学转变成为接受国家资助的“国立”大学；自然科学领域又有了新的进展；学院制传统在创建新的学院过程中得到传承和革新；大学与工商企业联合走上了一条产学研结合的道路。在其繁荣发展的道路上，牛津大学面临一个又一个挑战，最终，牛津大学在秉承传统的基础上，与时俱进，锐意进取，克服各种困难，使得这所古老大学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成为“智慧之光的聚合点”的世界高等学府，以“牛桥”（e）的办学理念和模式在世界一流大学中占有一席之地。

向“国立”大学的转变

1919年以前，牛津大学与其各学院之间在财政收入上的差距是很大的。尽管阿斯奎思委员会在大学和学院之间的收入分配上做了一些调整，但是，大学自身的经济状况并没有得到多少改善。随着大学拨款委员会的成立，牛津大学开始定期获得国家的公共经费支持。到20世纪50年代末，牛津大学从政府那里获得的公共经费在其总经费中已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实际上，它已成为一所“国立”大学。在众多影响牛津大学转变的因素中，大学从过去主要靠私人捐助转向主要靠公共经费支持是最为重要的因素。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英国政府对大学的财政支持只占大学收入的三分之一。例如，1928年至1929年度，英国大学（不包括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获得的议会拨款只相当于它们收入的35。9%，牛津大学的比例低于30%，剑桥大学的比例为25。6%。当时，人们有一个共识：即政府资助高等教育是合法的和必要的，但资助只是补助大学自身的财政赤字。大学拨款委员会、政府和牛津人都认为，独立的财政手段可以为大学提供最为稳固的学术自由基础。二战后，这种共识被颠倒过来了。因此，英国的大学开始从大学拨款委员会获得它们用于运作开支的大部分经费。到1949年至1951年，政府的拨款占大学总收入的61。5%。牛津大学也不例外。

英国政府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人们对大学作用的新的认识。人们开始重新审视大学与政府间的关系，对大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家的重建和建立福利国家方面发挥的作用寄予了很大的希望。正如大学拨款委员会1964年的报告中所指出的：“二战后，英国致力于实现建设一个福利国家的目标。《1944年教育法》（TheEduAct1944）注定会导致大量的学生进大学深造。科学技术的重要意义远远超越了战前人们的想象，必然会导致社会对理科毕业生和专业研究活动的增长需求。”

1945年，大学拨款委员会建议将“年拨款额翻倍”。这样，每年政府的经费从大学预算的三分之一提高到50%还多。为了反映政府在经费额度上支持大学的这一变革，英国议会还修改了大学拨款委员会章程。到1946年，大学拨款委员会不仅仅是一个咨询组织，而且还承担了“与大学和其他机构协商支持大学发展计划的制订和实施，以确保大学的教学和科研满足国家的需求”。

二战后，政府和公众都对大学可能带来的成就给予很高期望。左翼和右翼政治家都带着乐观的态度期望大学的科学技术研究成果能为振兴经济发挥作用。家长和左翼政治家要求大学扩招，急切期待通过教育的方式实现社会机会的均等。舆论的倾向是，英国社会如果还消灭不了阶级，但至少是富足的和开放的。于是，1946年，大学拨款委员会带着新大不列颠的梦想和新的使命开始运作，给大学划拨的经费比1945年多出一倍。

尽管到20世纪80年代，撒切尔夫人上台后，英国政府大幅削减了拨给大学的公共经费，但政府支持大学的宗旨依然没有改变，只是大学获得政府公共经费的规模、拨款方式以及政府分配经费的政策发生了改变。自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HigherEdudinggland，简称HEFCE）成立以来，牛津大学所获得的科研经费金额一直处于全英国大学的前列，而这笔经费收入也一直是牛津大学各种收入中最大的一部分。2008年度，牛津大学获得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拨给的经费为1。19亿英镑，是全英所有大学中最高的。政府经费的支持为牛津大学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应该说，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牛津大学的学科建设及其规模就不会有今天这样的发展。这在世界高等教育领域有其独特之处。

从大学拨款委员会成立之日起，到1989年成立的大学基金委员会（U-yFundingcil）和1993年成立的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英国政府通过不断地调整财政支持政策，促使高等教育扩大招生规模，提高办学效率，保障高等教育的质量以及建立统一的高等教育体系等，使得英国高等教育在世界高等教育领域保持领先水平。

进军自然科学领域

从1914年到1939年，牛津大学成功实现了由单一的文科大学向文理学科并重的大学的转型。然而，这一转型后的快速发展却是在1939年后。牛津大学加大了自然科学领域的投入，在资源、师资和学生三个方面齐头并进。20世纪30年代，牛津大学在自然科学方面的投入还是很少的，落后于英国的其他大学，如剑桥大学和曼彻斯特大学。然而，到60年代时，牛津大学已成为一个文理学科均衡发展的现代化大学。牛津大学这一时期形成的学科布局，一直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基本没有改变。

自然科学的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牛津大学和学院的教师构成发生了很大变化。通过1923年和1974年这两个年份的比较，我们就可以感受到这种变化。1923年，在从事教学或研究的学院院士和大学教师中，约70%的教师属于文科学科，26。6%从事科学或技术，只有3。3%讲授社会学科。到1974年时，情况就截然不同了。牛津大学约43%的教师属于科学或技术学科，38%从事文科教学。

然而，当大学拥抱自然科学的时候，学院却袖手旁观，并未表现出欢迎的态度。这种情况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才有所改变，学院逐步开始接纳科学家进入学院的领地。一些历史较为悠久、规模较大且最有威望的学院，如基督教堂学院和女王学院，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肯对理科教师敞开大门。

随着国家对科学技术研究投入的不断增加，即从1938年的不到10万英镑增加到1964年的400万英镑，牛津大学每年对科学技术经费的投入也相应增加。例如：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牛津大学基本建设和设备的投入从1956年至1957年间的18。3万英镑增加到1966年至1967年间的120万英镑。这些投入都花在了牛津大学的理科校区和新的核物理实验大楼上。70年代初，新的动物学和心理学实验大楼也相继竣工。

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牛津大学本科生大量转入自然科学专业，尽管这一趋势仍然落后于理科教师人数的增长。1938年，牛津大学本科生中59。1%攻读文科专业，22。5%攻读社会学科，只有18。2%攻读科学和技术专业。而到1961年，攻读理科的学生已达到31%，社会学科基本保持在21。4%，文科则下降到47。5%。到1992年时，攻读科学技术学科的学生则达到42。5%。

到20世纪60年代初期，牛津大学的自然科学发展取得了很大成就。从1945年到1973年，牛津大学的科学家共获得6次诺贝尔奖，比整个法国只少一次。

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牛津大学的自然学科已跨入世界顶级大学的行列。在历次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公布的世界大学排行榜上，牛津大学的综合排名都在前10名之内。在2009年《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公布的世界大学排行榜上，牛津大学的综合排名为第五位。在学科排名榜上，牛津大学自然科学领域排名第五位（92。5分），生命科学和生物医学领域排名第三位（84。1分），工程和信息技术领域排名第十一位（59。8分），艺术与人文学科排名第二位（96。5分），社会科学排名第三位（85。1分）。

传承与创新学院制的传统

牛津大学的学院制传统可以追溯到17世纪，其核心内容是学院的自治权利。作为牛津大学的基本单位，每个学院都拥有自己完整的学习和生活体系。学院制传统支撑着牛津大学作为一个学者共同体的存在，独立的学院制成为牛津大学立校的根基。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如何既继承传统又进行变革，牛津大学的学院制传统面临着新的挑战。在创建招收研究生的学院以及开设新的学科过程中，牛津大学的学院制传统得到了传承和革新，从而回应了时代和社会发展的要求。

学院制传统的革新

从12世纪到21世纪初，牛津大学已发展成为一个拥有38所独立学院的联邦体。每所学院无论规模有多大，其学生构成和功能方面都发生了变化，使得牛津大学校园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几个世纪以来，学生的构成或教育活动的重大变化都是首先在新的学院的创建过程中发生的。在过去的几百年里，牛津大学创建独立的学院接纳不同类别的学生以及开拓新的学术领域的传统一直延续着。

除原有的20所招收男生的学院外，牛津大学从1878年到2008年又创建了14所招收本科女生或研究生的学院。

其中，6所女子学院分别是玛格丽特夫人学堂、圣安妮学院、圣希尔达学院、圣体学院、萨默维尔学院和圣凯瑟琳学院。8所研究生学院分别是纳菲尔德学院、利纳克尔学院、圣安东尼学院、圣克洛兹学院、沃尔夫逊学院、凯洛格学院、坦普莱顿学院和格林学院。这些研究生学院都在1958年至2008年间获得了特许证。需要指出的是，格林坦普莱顿学院是牛津大学最年轻的学院。

圣凯瑟琳学院的创办人艾伦·布洛克（AllanBullock）认为，在新的学院的创建过程中，“一个学院制的大学如果能将新的学科与不同生源的学生融合在一起，那它就最能应对时代的挑战……新建的学院就要承担起现代化混合体的责任"。二次大战后，牛津大学扩大理科招生，加大科研力度，并开始与工商界合作，这些都是在保持学院制传统的基础上所采取的新举措，为牛津大学的繁荣发展开辟了新的天地。

在新学院的创建过程中，学院开始寻求英国工商界的资助。1956年，创建圣凯瑟琳学院所需要的经费预算是1937年创建纳菲尔德学院时所需经费的两倍。如何筹集这样一大笔经费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于是，牛津大学时任注册官道格拉斯·维尔（DouglasVeale）勋爵以艾伦·布洛克的名义给美国的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写信，请求他们资助该学院的建设和发展。最终，除一半的费用由英国工商界人士支付外，创建该学院余下的经费都是由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捐助的。

创建圣凯瑟琳学院还表明，当弗兰克斯委员会将牛津大学定位为世界一流大学时，牛津大学开始把目光投向海外的学生和捐助者。在英国的其他大学中，只有伦敦大学在留学生数量上能与牛津大学抗衡。来自国外的各种经费，为牛津大学学院校舍的扩建和教育资源的增加做出了很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