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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课 普渡大学名人榜邓稼先2（第3页）

但对杨振宁来说，除了物理系直接教他的这些教授们外，父亲杨武之对他的影响也是相当大的。杨武之是一位将近世代数和数论、将西方现代数学方法引入中国的中国现代数学的先驱者之一，也是一位为中国数字教育作出重要贡献的数学家。

杨武之是一位教学极为认真的教授，也是一位教子极为严格的父亲。他早就在日常生活中，循循善诱，潜移默化地将不少数学知识传授给了儿女们。杨振宁在学校里，遇有不懂的问题、碰上难以处理的事，总是经常跑到数学系办公室向父亲请教。

杨振宁后来说：“父亲对我们子女们的影响很大。从我自己来讲，我小时候受到他的影响而早年对数学发生浓厚的兴趣，这对我后来搞物理学工作有决定性的影响。”杨武之对杨振宁的影响，一直长久地发生着和存在着。

杨振宁还多次说过：“在联大给我影响最深的两位教授是吴大猷先生和王竹溪先生。”

1942年，杨振宁本科毕业时，选了《用群论方法于多原子的振动》作毕业论文，并请吴大猷做论文导师。他之所以选择这个题目，一个原因是经常发表论文的吴先生，对原子、分子光谱学的前沿问题非常清楚，并在教学之余研究和翻译了维格纳有关群论的书。

另一个原因是群论吸引了他，因为他的父亲就是专于群论的数学家。耳濡目染，杨振宁在高中时就从父亲那里接触到群论初阶。杨武之知道儿子选择这一题目后，把自己珍藏的、导师狄克逊写的《现代代数理论》送给杨振宁。

这本书用20页就把群论表述得非常透彻，使杨振宁认识到了群论无与伦比的美妙和力量。通过学士论文的写作，“我就接触了群论在物理学中的应用。回首往事，我对吴先生的这次指引深为感激，因为它对我后来发展成为一个物理学工作者有深远的影响。”杨振宁在研究生院读书时，受王竹溪教授的教育和引导，对统计物理发生了兴趣。

1944年研究生毕业时，杨振宁请王竹溪教授作硕士论文的指导老师，在其指导下又非常成功地写出了硕士论文，《超晶格》即为其中的一部分。

1983年王竹溪教授不幸逝世，杨振宁发来唁电说：“我对统计物理的兴趣即是受了竹溪师的影响。”杨振宁还回忆道：“以后四十年间，吴先生和王先生引导我走的两个方向———对称原理和统计力学————直是我的主要研究方向。”

1944年8月，待庚子赔款考选留美公费生名单揭晓，杨振宁以68。71的考试成绩总平均分，考取了物理学门（注重高电压实验）惟一的留美公费生。按考试委员会“凡录取各生应在原机关服务留待后信”的规定，杨振宁的留待期为1944年秋至1945年夏。期间，他一边在联大附中教书，一边进行科学研究。

杨振宁利用这一段的留待期在联大附中担任教师。联大附中创办于1940年，初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师范学院附属学校，有中小学两部分。1941年改为联大附属中小学，由师院院长黄钰生兼校主任。1946年后，附属的中学和小学分别改为昆明师范学院附中和附小。杨振宁在附中时，附中在文林街岑公祠。他同时教高中二年级和高中一年级的数学课，所教内容为《范氏大代数》。

高二的学生中，有一位陕西米脂籍的小姑娘名叫杜致礼，是正在率领远征军在前线与日寇作战的杜聿明将军的千金，杜致礼很喜欢她的这位相貌英俊且才学出众的小老师，这为他们以后在美国相遇并结为夫妻埋下了缘由。

有位男学生的名字很特殊，叫闻立鹤，杨振宁为他后来为保护父亲闻一多遭特务枪击而受伤印象很深。另有一个学生名叫罗广斌，杨振宁“文革”期间在香港看过小说《红岩》，怀疑作者之一就是他，一打听，果不其然。

在1944年10月6日联大制定的《第六届留美公费生拟入美校及研究计划》中，物理学门的杨振宁的计划为：在赵忠尧和王竹溪教授的指导下，拟入普林斯顿大学，研究原子核物理。

杨振宁在研究生院期间听了马仕俊教授的课后，开始注意“场论”，并对变形物体热力学也非常感兴趣。在附中的这一年里，他花了不少心血来研究自己感兴趣的问题。

1945年四五月间，他很自信地认为，找到了一种颇为优雅的方法来讨论这一方面的问题。但后来发现国外有个叫莫纳汉的大科学家，早在1937年就已做过这方面的工作了。因信息闭塞而导致的这一重复，曾使他一度懊恼不已。但工夫并没有白费。在后来的岁月里，他在场论这一领域做出了重大的开创性的贡献。

等待的日子让人感到特别的难受。1945年初，杨振宁等知悉“各处录取之英美研究生及实习生等，有已出国者，有即启程者”，而他们的行期依旧未定，不禁心急如焚。6月12日，张建侯、曹建猷、杨振宁等16名同学就出国问题向梅贻琦校长联名送上《呈请书》，要求联大指派专员办理出国手续，并要求对船位、费用、服装等问题作出答复。

事隔半个多世纪，杨振宁1998年3月17日于《文汇报》上发表《父亲和我》一文，还对1945年8月28日离开昆明时的情形记忆犹新。他在文中写道：“清晨父亲只身陪我自昆明西北角乘黄包车到东南郊拓东路等候去巫家坝飞机场的公共汽车。”

“到了拓东路，父亲讲了些勉励的话，两人都很镇定。话别后我坐进很拥挤的公共汽车，起先还能从车窗外看见父亲向我招手，几分钟后他即被拥挤的人群挤到远处去了……等了一个多钟头，车始终没有发动。突然我旁边的一位美国人向我做手势，要我向窗外看：骤然间我发现父亲原来还在那里等!他瘦削的身材，穿着长袍，额前头发已是斑白。看见他满面焦虑的样子，我忍了一早晨的热泪，一时迸发，竟不能自已。”

1956年，杨振宁和李政道共同在美国《物理评论》上发表《对弱相互作用中宇称守恒的质疑》一文，共同认为在弱相互作用的领域内，宇称并不守恒。是年底，吴健雄等科学家通过严格试验证实了这一理论。

1957年12月10日，35岁的杨振宁和31岁的李政道因此登上了斯德哥尔摩诺贝尔奖领奖台。其前，杨振宁写信给吴大猷，感谢吴先生引导他进入对称原理和群论的领地，并说后来包括宇称守恒在内的许多研究工作，都直接或间接地与吴先生15年前介绍给他的那个观念有关。杨振宁在信中写道：“这是我一直以来都想告诉您的事情，而今天显然是一个最恰当的时刻。”这位20世纪伟大的物理学大师还说，他成就的一切基础都来自西南联大。他始终把昆明当做第二故乡，并深深地眷恋着昆明这块土地。

展望21世纪，杨振宁认为中国将于21世纪中叶成为世界科技大国。“我这样说原因有四：一、中国有数不清的绝顶聪明及可塑造性强的年轻一代，这是科技发展之首要前提。二、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在重人伦和勤俭的同时，也重视教育，势必令上述人才大有可为。三、中国在过去一百年的发展中已经走出了固步自封的模式，取而代之的是对近代科学的热忱。四、中国内地、香港、台湾近年来经济的迅速发展为科技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后盾。”

“中国人是有很高素质的。比如清华大学的生源就不比美国哈佛大学的差，但我们要考虑的是，怎样把高质量的生源变成高质量的人才。”

2004年，杨振宁在清华大学给大学一年级讲授基础物理课，2005年杨振宁推荐清华基础科学班学生李真赴美国麻省理工深造，称其为“我所见

过的最优秀的2、3个年轻物理学家之一”。杨表示有信心随着经济的发展、科研条件的改善，继本世纪的华裔科学家之后，中国本土的科学家必将于下个世纪在重要领域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中国本土出生、成长，并在本土出成果的科学家要获得诺贝尔奖，从现在算起，20年足够”。2006年，在广州作一场名为《怎样评价中国高等教育》的学术报告时，杨振宁却旗帜鲜明地指明，一两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对目前的中国并没有多大用处，称“中国更需要像盖茨、任天堂那样的实业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