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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课 普渡大学名人榜梁思礼（第2页）

1958年，五院与炮兵共同组建P-2导弹教导大队。由苏联专家讲授P-2导弹的原理和操作、使用、维护技术。梁思礼被任命为技术副大队长。

1959年，五院开始仿制P-2导弹。梁思礼作为控制系统技术负责人之一，担任驻厂工作组组长，负责控制系统的仿制和技术人员培训工作。1960年，依靠我国自己的力量仿制并试验成功P-2地地导弹。

随后，梁思礼作为控制系统的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参加了第一个自行设计的中近程**地地导弹的研制，并于1964年取得成功。

1965年，"老五院"集体脱军装转业，变成第七机械工业部。同年制定了“八年四弹”规划，即1965年一1972年8年内研制出中近程导弹、中程、中远程、洲际导弹4个型号的战略导弹。

梁思礼被任命为上述中近程导弹改进型号的控制系统主任设计师，与同事一起研制成功导弹全惯性制导系统，并先后参加和领导13发弹的飞行鉴定试验。1966年10月，梁思礼参加了导弹核武器的飞行试验。

这一年，他还在国防科委召集的各国防工业部门的领导干部大会上介绍了如何组织高技术大型工程中的系统综合经验（即现在所说的工程系统的雏形）。这是第一代航天人在老一辈革命家的领导下集体智慧的结晶。

在逆境和干扰中搞科研

1966年，梁思礼主持远程**地地导弹控制系统的研究和方案制定工作。随后被任命为该导弹和长征二号运载火箭的副总设计师，负责控制系统的研制工作。但刚起步不久，“**”的风暴严重冲击了上述型号火箭的研制工作。

梁思礼在这场风暴中受到了“批判”、“靠边站”等不公正待遇。老母亲被折磨致死，家被抄，但在事业面前，他仍不计个人职务名位，强忍丧母的悲痛，坚持开展科研工作，在逆境中和各种干扰下努力使研制工作不断取得进展。

“那时一边打‘派仗’，一边搞科研生产。我们这些老科技人员都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靠边站了，但在技术上还要靠我们。有的同志白天挨批斗，晚上还得搞科研。”梁思礼回忆说。

就是在这种特别困难的条件下，中远程导弹还是在1970年研制成功了。1970年4月24日，就是使用它加长征一号运载火箭把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送上了天。这颗183千克重的中国卫星在世界上空高奏《东方红》乐曲，震惊了全世界。

1976年—1978年期间，梁思礼曾同时担任长征三号控制系统技术负责人。在确定长征三号控制系统方案中起到技术领导和具体指导作用。1978年他又集中力量研制远程导弹和长征二号的工作，并参加了上述型号火箭多次飞行试验和1980年向太平洋发射远程运载火箭的飞行试验，直至定型、装备部队。为我国远程导弹的研制成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1981年，梁思礼被任命为第七机械工业部总工程师。同年被任命为通用测试设备（CAMAC系统）总工程师，负责航天部通用计算机自动化测试系统的研制工作。这一项目经过4年努力，取得成功。

1983年，梁思礼任航天部总工程师、科学技术委员会常委。这一年他赴美就CADCAM的发展和应用进行了专题考察，并写了《美国技术改革的主要领域——CAD的现状》考察报告。在航天部第一次CAD研讨会上作报告，提出在航天部开展CADCAM工作的必要性和发展道路。

1988年，他作为国防科工委组织的“核武器和空间裁军研究组”的成员，开始进行核战略导弹和外空武器裁军的研究工作。

1989年，梁思礼出任航空航天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并于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1994年当选为国际宇航联合会（IAF）副主席。

梁思礼轶事

梁思礼于1924年8月24日出生在北京，很受梁启超的宠爱，1927年，梁启超在给海外孩子的信中说：“每天老白鼻总来搅局几次，是我最好的休息。”梁思礼是梁启超最大的精神安慰。1927年1月2日，梁启超在给海外孩子们的信中写道：“老白鼻一天一天越得人爱，非常聪明，又非常听话，每天总要逗我笑几场。他读了十几首唐诗，天天教老郭（保姆）念，刚才他来告诉我说：‘老郭真笨，我教他少小离家，他不会念，念成乡音无改把猫摔。'他一面念一面抱着小猫就把那猫摔地下，惹得哄堂大笑。”

“其实，在我的记忆中，我只是觉得父亲很疼爱我，当时我年纪很小，认识的字不多，很多事情也是后来看到父亲书信集的时候了解到的。”梁思礼说，也正是梁启超的这些记述，让梁思礼院士能够追忆更多在饮冰室的时光。在梁启超的笔下，梁思礼小时很灵巧，两岁时，梁启超只要一要香烟，梁思礼就会把抽烟的一套用具送到父亲面前，每次都让梁启超非常高兴。

梁启超在给海外孩子们的信中，经常用大量的笔墨非常细致地形容“老白鼻”。最有趣的是梁启超有一滑稽作品寄给梁思顺（梁启超女儿），用滑稽的话语把梁思礼小时候的神态描写得活灵活现。

“昨日好稀奇，迸出门牙四个，刚把来函撕吃（事实），却正襟危坐。一双小眼碧澄澄，望着阿图和，肚里打何主意，问亲家知么。”诗中“刚把来函撕吃”说的是思礼长新牙见什么都咬，借来磨他的新牙。在另一件作品中，梁启超用梁思礼的口气写了封感谢信：“谢你好衣裳，穿著合身真巧。那肯赤条条地，叫瞻儿取笑。爹爹替我掉斯文，我莫名其妙。我的话儿多著，两亲家心照。"

“谢你的衣裳”是谢谢梁思顺从国外寄给思礼的新衣服。“那肯赤条条地，教瞻儿取笑”，瞻儿是梁思顺的长子周同轼的小名，他比思礼年龄大得多，但论起来却是梁思礼的晚辈。回忆起这段往事，梁思礼倍感亲切，“周同轼经常用这封信的内容跟我开玩笑，谈笑之间总能勾起我对童年生活的记忆。”

神舟五号载人飞船圆了中国人飞天的梦想，而作为参与神五飞天工程的火箭控制系统专家梁思礼院士则是圆了父亲梁启超的科技梦。梁启超生前在给子女的一封信中提到，自己的孩子没有一个从事科技方面的研究，这是他的一个遗憾。

其实，梁启超的孩子中出了三位院士，可谓人才辈出。梁启超的长子梁思成，是我国著名建筑学家、中国古建筑研究的先驱者之一；梁启超的次子梁思永，是中国杰出的考古学家，对新石器时代和商朝的考古有重大的贡献。

两人都在1948年当选为院士。梁思礼则是中国当代著名的火箭控制系统专家，1993年当选为中科院院士。

“爱国救国”的逸闻趣事

在对自己众多的称呼中，梁思礼最喜欢“老白鼻”，这是父亲梁启超对他的昵称。风趣的父亲将英语Baby（宝贝）一词汉化，“老白鼻”三个字成为梁思礼特有的甜蜜。

天津市河北区民族路46号，有一幢白色的意式建筑，这就是梁启超的“饮冰室”。在这里，梁启超醉心学术，文思泉涌，新论迭出；在这里，他度过了人生最后的14年；这里，被他第九个孩子梁思礼视作乐园。

1924年出生的梁思礼，很受父亲的宠爱。

“饮冰室”里的大书柜上摆满了线装书，汇集了父亲收集的各类珍本、善本。但对于三四岁的“老白鼻”，更感兴趣的是父亲从各国买回的放在书柜下面的一盒盒明信片。这些明信片有画有字儿，成了“老白鼻”的小儿书。父亲对“小儿书”的讲解，让不满5岁的梁思礼知道了文艺复兴、达·芬奇和米开朗琪罗。

不幸的是，1929年，梁启超永远地离开了，56岁的他没有实现花甲之年后将精力侧重于子女教育的诺言，那一年，“老白鼻”不满5岁。北平各界举行公祭，全场呜咽，只有这个孩子以为常常把自己放在膝头的父亲睡着了。

九子女中，思顺、思成、思忠、思永、思庄都接受了父亲的国学教育；思达、思懿、思宁尽管没有聆听过父亲的课，但父亲的弟子谢国桢的教导让他们获益匪浅；梁思礼遗憾自己国学功底在兄妹中最弱。但“爱国”这一课，梁思礼从未缺席。

南宋名臣陆秀夫怀抱少帝投海、岳母刺字“精忠报国”……在梁思礼小时候听过的故事、背过的古诗中，留给他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那首“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现在想来，好像父亲从他很小的时候就在以这种方式熏陶他的爱国思想。

除了言传，父亲的身教是“爱国”最真实的样本。“爱国救国”几乎是梁家九子女的胎记。“人必真有爱国心，然后方可以用大事”，梁启超生前的话语，指引了梁家九子女未来的路。

早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四哥梁思忠从美国西点军校毕业，回国参加抗击日军进犯上海的“一·二八”战斗，后因病早殇；二哥梁思成患重病依然潜心研究我国古建筑；三哥梁思永是著名的考古学家，抱病拼命工作；五姐梁思懿积极参加进步学生的爱国运动，是抗日救亡运动的骨干；六姐梁思宁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参加了新四军；梁思礼抱着“工业救国”的理想，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之后，毅然回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最先感染自己的子女，九子女中七个出国求学或工作，但都相继归国，报效祖国。

历史学家傅斯年语：梁任公之后嗣，人品学问，皆中国之一流，国际知名。

普渡大学小百科

普渡留学生学科统计中，工程（38%）最多，科学（19%）第二，文科（7%），农业（5%）。普渡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是普渡大学会员最多的非官方学生团体。普渡大学台湾同学会TSA（大学部）普度大学台湾同学会ILTCClub（研究所），台湾留学生在普渡大学大约有270名左右，是校内国际学生第四大族群。台湾与普渡大学间有深厚的关系。台湾的国立成功大学就是在普渡大学的帮助下，迅速壮大发展成为台湾最好的大学之一。台湾政治大学商学院经常与普渡大学Kra商学院进行学术交流，交换学生互访等。2011年普度商学院副院长Tang至政治大学商学院担任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