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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美国历史上的三次财富爆炸（第2页）

工业生产水平提高，企业、银行、公共设施的发展加快，这些都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增长。生产力的提高主要依赖电力的供应和机器生产，当然也离不开新的交通方式和交通设施的出现，如轿车、卡车的普遍使用、高速公路建设、电话普及、办公自动化等。制造业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得到了较大幅度的提升。当然，其中大部分转化成企业利润，并没有成为工人的工资。20世纪20年代的平均年增长率达到了，超过20世纪任何一个10年的平均生产率。汽车行业在20世纪初成为增长速度最快的行业，1926年的增幅比1900年增加了12倍。这样的快速增长在70年之后的计算机行业才再次出现。

企业自身的改制和企业间的合并重组提高了生产效率，同时也使投资银行和公司股票持有者，能够拥有更大价值的企业资产和更高的股票价格。1919年，89项企业合并行为涉及527家企业；1928年，201次企业合并将1259家企业重新组织起来。

很多家族式企业在这一时期被推向公司化的轨道，大约有20%的国家财富从私人手中转移到公司控制之下。此后不久，这一数字上升为30%，也就是说，全国所有的公司资产占国家财富的30%。全国100强企业占全国工业净收入的一半以上。20世纪20年代控股公司的改组令人关注。来自纽约股票交易所的数据显示，1928年，股票交易活跃的573家上市公司中，有395家既是控股公司又是运营公司，92家不属于这两类公司的企业，也都持有其他公司的股票。

个别投机行为的不断加剧很可能引发一场巨大的投资灾难。

造纸企业在这中间不断推动股票价格的上涨，其势头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要强劲，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20世纪20年代的经济繁荣。由于更多的国家财富份额被公司所掌控，所以公司及其下属分支机构，采用了更多的金融手段来实现公司运营，包括银行贷款、购买证券等。

这一时期掀起了投资人对普通股的购买狂潮。20世纪20年代以前，投资人主要对公司的优先股感兴趣，因为购买这些优先股的投资者可以获得现金分红，而购买普通股则不行，所以普通股交易一直不太活跃，交易量不大。然而，进入20世纪20年代，美国最高法院出台了新规定，对企业的股票分红不再收税。投资者因此出现两种心理：一是希望通过购买公司股票来规避普通的个人所得税；二是不再一味地追求现金收益，而是通过购买股票来增加资本收益。这样，普通股就成为人们竞相购买的对象。

与此同时，新股发行总量从1926年每月3000万美元暴增至1929年上半年的每月8亿美元，1929年夏天更是达到了每月10亿美元。

对于这场灾难来说，1929年只是短暂的一瞬，它可能持续更长的时间。事实上，工业生产和企业利润一直到1940年才达到先前经济繁荣时的高点。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人们对投资不再痴迷，并逐渐从20年代时对财富的羡慕心理转变为对财富的深深怀疑。

罗斯福新政、二战和50年代、60年代的美国财富对于那些经历过1921—1922年经济衰退的人来说，也许并不会把30年代中期的经济危机当成世界末日来看待。此时，共和党已失去了国会中的不少席位，1932年、1934年、1936年，选民逐渐将共和党人排除在国家领导集团之外。随着经济危机的加剧，一场发生在政治集团内部的深刻的力量重组也正在进行着。

在1933年3月罗斯福就职总统之前，生铁产量降到1896年的水平。由于农产品价格下降，为了扭转生产相对过剩的局面，农民开始屠杀家猪、倒掉多余的牛奶、把谷物当作燃料使用。此时，失业率接近25%，近5000家银行的倒闭致使900万美元存款一夕间**然无存。罗斯福就职后不久，宣布全国银行停业整顿。1929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为1030亿美元，1930年降到了900亿美元，1931年变为750亿美元，1932年时继续下降至580亿美元，到1933年谷底时只有560亿美元。在此之后逐年恢复，1934年为650亿美元，1935年达到720亿美元，1936年突破830亿美元。1937和1938年有所反复，重新陷入新一轮的经济衰退。

新的经济联盟主要以20世纪20年代形成的民主党内部委员会为班底，主要由资本家组成，包括商业精英和投资银行的银行家，他们大多来自南方、西部和犹太人群体；南方和西部的棉花、石油、矿业、烟草等领域的显要人物；来自农用机械、农业综合企业、铜业等反关税行业的行业领导者；还有零售业、通信、房地产、建筑业领域的企业家；以及新兴技术企业（如通用电气和IBM）的企业负责人。从区域的角度看，南方和大城市在政府支出和不断提升的政府影响力中受益匪浅。工会也通过新政赋予的活动空间，积极为工人争取更高的工资。

在20世纪40年代、50年代以前，几乎没有民主党资本家能够在国家财富排名中占有一席之地，而国内的草根阶层财富则增长迅速，包括南方人、城市平民、工人和农民。在1933—1949年间，国内物价水平翻了一番，制造行业的工资是先前的3倍。1933年，平均工资水平1086美元，1939年上升到1363美元，1945年时达到2515美元，到1949年平均工资突破3000美元，达到3095美元，而且预期还会有所增长。工会和蓝领工人的活动空前活跃。

1930—1940年期间，损失相对较大的当属富人阶层，他们在20世纪20年代时经历了财富爆炸时代和后来的经济大萧条。一些观察家认为，罗斯福在1932—1933年打击“货币兑换商”的政策和防止财富过分集中的政策，都体现了他对保守的货币财政政策的偏好。实际上，这些政策是政府对公共债务和银行集团的不信任所致，这不禁让人们回忆起杰斐逊和杰克逊总统的执政时代。1933年11月，罗斯福在写给豪斯上校（曾在伍德罗·威尔逊政府任职顾问）的信中说道：“正如你我所知，从安德鲁·杰克逊总统执政时期开始，一些金融机构的势力就大得惊人，我不奢望彻底改变这一状况，但我要削弱这些银行的影响力。”

“隐性萧条”时期（1966—1982）的美国财富

林登·约翰逊总统宣扬美国是一个“伟大的社会”，他认为在越南战场上美国能够取得胜利，也有信心在他的任期内能够消除国内贫穷。然而，60年代末美国经济形势的恶化、社会中过分的盲目和乐观情绪，以及美国在越南战争上的失败，都在宣告着：美国战争的黄金时期彻底地结束了。如果说“隐性萧条”时期还有成功之处的话，那只能算是在基本公民权利方面取得了一些进步。

对于普通美国人来说，这是美国在和平时期所经历的最严重的一轮通货膨胀，消费价格指数在1966—1982年间翻了3倍，中等家庭的收入水平迅速下降，在1970—1982年下降8%~10%。80年代以前，经济学家莱斯特·萨罗就曾预言，中产阶级的没落将使美国社会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

与其他国家相比，美国处于即将失去经济大国地位的边缘，这时的美国仿佛20世纪早期的英国一样。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主席威尔伯·米尔认为，美国现在已经没有能力去扮演它之前在全球政治经济中所充当的角色。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和他的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无奈地重温着由阿诺德·托因比和奥斯瓦尔德·施本格勒提出的“没落理论”，美国在走下坡路的事实不可否认。

经济的萧条重重地打击了那些对未来盲目乐观的企业界人士。1975年，《哈佛商业评论》对1844位读者进行了调查，发现其中34的受访者对在未来10年中个人的经济状况和企业的生存情况，都表现出极度悲观的情绪。1974~1975年，联邦会议委员会组织召开了一系列的会议，与会的企业管理者们一致认为，美国的自由企业制度，在未来将会出现重大问题。

此时，美国的政府高层也是麻烦不断。尼克松政府面临着“水门事件”导致的严峻政治形势，很多共和党的高级官员都认为，中央情报局会不遗余力地推翻现任政府的领导。1974年，罗纳德·里根还一度考虑转向第三党派。而7年之后，当他入主白宫坐上总统之位的时候，他想要撤销联邦储备委员会的计划遭遇挫败。

1966—1982年的美国，也如同19世纪后20年的英国一样，正在经历一个难熬的过渡时期。在这个时期，政治、文化、经济、金融等所有领域都表现出各种令人不满的迹象。从美国财富方面看，我们应该说，这次股市的崩溃程度，仅次于1929~1933年经济危机时崩溃的程度。

1966—1982年，普通家庭收入锐减，道琼斯指数也从1966年的最高点开始下降，到1982年8月共经历了两个阶段：一个是温和下降阶段，在这期间股指从1000点下降为775点；另一个是急速跳水阶段，股指迅速降至260点，市值几乎损失了

34。回忆1929年9月~1932年7月经济危机期间，将通货膨胀的因素考虑在内，股票指数几乎下降近80%。这充分说明了1966—1982年对于美国来说，也是一次隐性的或是悄无声息的经济危机。

1982年，在里根政府执政期间，经济开始有了复苏的迹象。保守主义理论家倡导从紧的货币政策和宽松的财政政策相结合。紧缩的货币政策是为了抑制通货膨胀，而宽松的财政政策包括减税和扩大政府财政支出，而这两项政策措施都将加大财政赤字。这种经济繁荣并不是良性的、健康的，而是处于一种不平衡的状态之下。这种不平衡包括贫富差距拉大、债务和奢侈品消费猛增、技术优势没有得到发挥、生产力提高幅度有限等。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时期是90年代“科技创造财富”浪潮的序曲。尽管从政治、经济等诸多方面看，80年代与90年代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两个时期的经济繁荣从本质上看却是截然不同的。依靠科技的力量，美国在90年代赢得了经济繁荣，而且政府对普通人的生活给予了极大关注，这一点是以往各时期所没有出现过的。

20世纪80年代没有出现像20年代中亨利·福特、托马斯·爱迪生那样的财富领军人物。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尚处于温和阶段。让里根总统和夫人感到骄傲的是南加利福尼亚州40年所取得的成就，这些成就主要表现在电影电视、房地产、出版业、批发零售业、时装业等行业和领域。时任财政部长的唐纳德是著名证券交易公司的前主席，曾经在华尔街驰骋多年的他，对金融领域有着浓厚的兴趣和独到的见解。所以，当高科技领域的机构向政府寻求帮助以应对来自国

外的威胁时（如美国商会和半导体行业联合会），总统和他的智囊团似乎没有对此给予足够的重视，也没有像支持五大湖工业区那样对技术领域提供帮助。在里根和布什两位总统在位期间，政府保守的执政理念没有积极推动技术领域的发展，这使他们错过了为美国经济注入强心剂的大好机会。

很久以前，欧洲政府曾经追求重商主义政策，主要关注于出

口贸易，为的是以黄金来衡量财富的增加值。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美国国内和全球政策不断地扩大覆盖的领域，政策手段也日趋成熟。这不仅推动了银行业的发展、促进了证券市场的发育和投资者的成熟，同时也帮助一批有实力的企业不断成长壮大，促使出口贸易向更高层次发展。而且，在企业遇到危机之时，政府能及时地施以援手。"一保一促"的经济政策的推行，使美国金融资产和众多企业都声援占领华尔街运动处于政府的控制之下。

随着新千年的临近，两党内制定经济政策的高官们开始致力于经济和金融的安全，他们将援助资金提高了一倍，有的甚至提高了两倍。美联储也做好了各种准备，以应对经济衰退、银行破产、股票熊市以及重商主义引发的其他问题。无论是1987年、1989—1991年，还是1997年和1998年，经济风险都随处可见，银行、债券持有人、证券市场、金融市场都面临着随时可能引发的危险，资产的增长存在着相当大的不确定性。

从1998年秋天以来，纳斯达克指数上涨了300%，于2000年3月创造了5048。62点的历史最高纪录，而后，纳斯达克指数开始跳水。1999年下半年，技术股推动了纳斯达克股指的攀升，成为“救市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