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国的这位女子邓曼就是一个非常抢眼的女性。
邓曼在中国历史上一共正式出场了两次,这两次都被原原本本地记载在了《左传》上。
邓曼还创下了两个记录,她是《左传》上第一个有“话语权”的女性,还是在《左传》中话最多的女性,我统计了一下邓曼在《左传》上说了两次话,一共说了148个字(不算标点)。
从这里开始左丘明才在《左传》的记载上,让女性多少开口说了些话。可能是太史公嫌邓曼的话实在是太多,所以在《史记。楚世家》中别说是邓曼说过的话,连邓曼这个名字都没提过。
邓曼第一次说话是在公元前699年,就我看来,邓曼的这次所说话的质量和分量都不比后世的著名军事家曹刿差。
大家要清楚的是曹刿的那次经典论战,是在邓曼说出这番话十五年之后的事情,我们如果把他们说的话作对比的话,不客气的说曹刿至多只能算邓曼一个小徒弟而已。
《左传。桓公十三年》记载公元前699年,楚国以屈暇为主帅征讨罗国。楚相斗伯比为屈暇送行时,见其心浮气躁,面有骄傲之色,非常担忧,认为如果屈暇如果这么去的话必然失败。
所以斗伯比回来告诉楚武王,要求楚武王给予屈暇援兵(必济师)。楚武王拒绝了斗伯比的要求。
楚武王虽然没有采纳斗伯比的意见,却把这件事情告诉了自己的夫人邓曼。
于是就有了一篇对当时战局非常经典的论述。
邓曼曰:“大夫非众之谓也,其谓君抚小民以信,训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狃(niu,三声,当习惯讲)于蒲骚之役,将自用也,必小罗。君若不镇抚,其不设备乎!君若不镇抚,其不设备耳乎。夫固谓君训众而好镇抚之,召诸司而劝之以德,见莫敖而告诸天之不假易也。不然,夫岂不知楚师之尽行也。”
这段话我看了很长时间才把他的字面意思和深层含义都搞明白。
这段话的字面意思是,邓曼说:“斗伯比请求增援不是说这场战争还需要多少人,他要表达的意思是说君王要以信用来安抚百姓,以美德来训诫官员,以刑法来使莫敖畏惧。莫敖已经习惯了蒲骚的胜利,他会自以为是,必然轻视罗国。君王如果不加以督察,他会轻率的不设防。斗伯比大夫所说的是请君王训诫兵众并好好督察他们,召集各衙门的官员勉之以美德,派去的人见到莫敖是为了告诉他上天对他的过错是不会宽恕他的。斗伯比大夫难道不知道楚国的军队已经全部派出去了吗?”
就我看来这段话,就是放到现在来说,也是非常有分量的,用句现代点的话说就是具有跨时代的意义。
我们从中可以了解到,治国之道,民众是根本,这就是所谓的走群众路线。
政府需要取信于民,对于官员要让他们知道什么是美德、什么是耻辱,更要对他们有监督,官员犯了错误要对他们有惩罚。最重要的是要在官员的意识中植入一种忧患的意识。
这无疑是一种非常上乘的治国、统兵之道,各代的圣人、士大夫能有如此理论水平的寥寥数人而已。
而说出这番话的是一个女人。
楚武王并不是个弱智,他听完邓曼的解释,脑筋里突然点亮了那个亮闪闪的灯泡。可是战争的胜负,往往都在于一念之间,楚武王立即派人追赶已经出发的楚军,可是紧赶慢赶还是没赶上,悲剧还是发生了。
不出斗伯比和邓曼所料,屈暇骄兵必败。
屈暇的军中也有明白人进谏屈暇,但是屈暇的反应是谁敢进谏就大刑伺候(谏者有刑)。楚军到达鄢水的时候,军队渡河乱不成军,且不设防备。结果遭到了罗国和卢国的伏击,楚军大败。屈暇对于惨败羞愧难当,在荒谷中自缢而死,其他的将领都被关了起来听候发落。楚武王没有处罚这些将领,而是说:“这是我的过错。”(孤之罪也)
如果大家看完上面的故事认为邓曼很有智慧的话,那我告诉大家在八年后,邓曼又说了一通话。这通话的理论水平,就我看来,纵观中国历史,只有个儿把“圣人”和她水平相当。
事情是这个样子的,公元前690年,楚武王准备亲自出征随国,斋戒后,告诉自己的夫人邓曼:“我有点心虚。”(余心**)
这时,邓曼说了确定自己历史地位的一段话。
《左传。庄公四年》记载:“王禄尽矣!盈而**,天之道也,先君其知之矣,故临武事,将发大命,而**王心焉。若师徒毋亏,王薨于行,国之福也。”
《列女传》也有相类似的记载:“王德薄而禄厚,施鲜而得多。物盛必衰,日中必移。盈而**,天之道也。先王知之矣,故临武事,将发大命,而**王心焉。若师徒毋亏,王薨于行,国之福也。”
这两段话,虽然记载略有不同,但是中心思想只有一个,物极必反,霸极必衰。
邓曼认为大王您的忧虑是因为自己这些年干过头了(指对外扩张非常顺利),如果军队没有什么损失,那么大王肯定会死在行军的路上,不过那样的话倒是国家的福气了。
我们先不论楚武王听到这些不太吉利的话会有什么反应,也不论邓曼为什么要这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