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就是仅以当下所控之精卒,直接出兵西击,无顾沿途那些目标,沿江而上直取蜀中腹心的成都。
这一方案一提出来,便得到了汝南王沈云的认可。
沈云本就久任武事,厌烦这种内部的纠纷,尽管袁乔所指定的这一策略不乏冒险,但相对于长久困顿于巴东,仍然愿意尝试一下。
虽然朝廷针对成汉磨刀久矣,已经丧失了突袭的突然性,成汉在大江沿岸也都多有设防。
但若仅仅将战事限定在大江一线,哪怕是逆流而上,王师水军战斗力仍是碾压成汉军队的存在,沿水路直攻成都有着很大的成功几率。
当然,孤军犯险,胜败两可。
这当中最大的危险就是,如果梁州、陇右两路人马没能形成多线突破,那么巴东这一路王师便左右无援,即便是攻下了成都,但若没有擒获汉主李势在内的一众成汉首脑人物,那么成汉也可调度蜀中平原各边力量反困这一路王师。
成汉篇3
在原本的历史上,桓温接替庾家执掌荆州军政大权未久,便本着先捏软柿子的原则而发兵灭蜀,先作立威。
当时桓温以荆州精军万数溯流而上,自永和二年的十一月在巴东鱼复白帝城发兵,到了永和三年的二月份,大军便已经抵达了蜀地腹心的青衣江,沿途几乎没有遭遇任何的阻挠与抵抗。
直到桓温军队抵达了青衣,成汉上层才有所警觉,派遣大军南下岷江附近的合水进行抗拒。
然而成汉统军将领昝坚关键时刻判断失误,没有选择固守合水附近,而是选择继续向前,跨江进入犍为据守,恰好完美错过了桓温的军队。
于是,桓温的军队在没有遭遇任何抵抗的情况下,于永和三年的三月便抵达了蜀中彭模,而彭模距离成都仅仅只有二百里的路程。
此时,成汉将领昝坚还率领军队于后方的犍为寻觅敌军的踪迹。
桓温军队抵达彭模之后,又是袁乔在关键时刻提出建议集中兵力直取成都。
晋军今次入蜀本就出其不意,成汉根本没有时间调集兵力进行抵抗,此前不久又刚刚将成都本就不充足的力量分出一部分,因是当桓温兵临成都的时候,可谓是直闯空门。
两军于成都城外笮桥会战,晋军大胜,攻破成都,汉主李势惊慌遁走,之后不久,又在臣子们的劝说下向桓温投降。
统治蜀中四十余年的成汉政权,在桓温发兵不足半年的时间便告覆亡,而桓温也借由此战,正式确立其分陕重臣的权威,成为典午朝中第一人,给之后的北伐做出了坚实的铺垫。
毫不夸张的说,桓温灭蜀一役,不要说在东晋这样一个偏安江左的背景之下,哪怕放在史上任何时期,都是一场值得大说特说的辉煌战役。
虽然过程中多有侥幸,但世上从无笃胜之战,战争中的变数无从避免,能够巧妙的利用变数以争取最大的成果,这正是将帅不可或缺的禀赋。
精军出击,速战速决,桓温在这过程中的表现,可以说是东晋偏安百年的国祚传承中最高光时刻之一!
虽然因为种种原因,大梁皇帝陛下最终也没能将桓温收为己用,甚至彼此走入敌对,但是对于桓温一直都怀有颇高敬意。
不过大梁在筹划灭蜀的时候,历史上桓温灭蜀的过程经历却是参考不大。
以区区万数之众,短短几个月时间内便攻灭成汉这样一个本就得天独厚的政权,这样的辉煌战役本就难有复制的余地。
任何一点元素的变化,都会造成大不相同的结果。
单单在对于伐蜀这件事的态度上,大梁皇帝与历史上的桓温便截然不同。
不同于桓温的壮阔激进,当今圣人功业思路本身便是先难后易,重点放在了中原与更加广袤的河北。
而针对蜀中成汉,此前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一种刻意节制乃至于视而不见的态度。
造成这种不同态度的原因,就在于双方的立场与根基都不相同。
当今圣人根基在于吴中,功业则成于淮南,在气候大成之前是根本没有资格、也没有实力去插手荆州这样的分陕重镇。
而当拥有了这种实力与威望之后,逐鹿中原所能获得的回报则更大。
荆镇一直是当今圣人掌控薄弱所在,如果在北事悉定之前荆州攻灭了成汉,荆州、益州连为一体,彼此互补之下,便会造成更大的离心力,乃至于割据一方、自成体系。
如今大梁新朝创立,章制即定,大势所趋,可以调动更大的力量去应对西南隐患,伐蜀才被提上议程。
究其根本,就是在于旧年荆扬对抗的格局中,皇帝陛下没能掌握上游分陕重镇。
当然,时机不
同,所面对的对手也完全不同。
如今大梁伐蜀乃是势在必行,也根本就不可能再如桓温伐蜀那般可以巧妙利用突然性,像是那种大军突然挺入蜀中腹地的机遇是不会有的,只能用强攻入。
如今的成汉国内局势较之原本的历史上也大不相同,成汉虽然立国蜀中,但若要比较的话,其政权特色倒与三国之中的东吴有些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