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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岔口（第2页）

那天，我又独自去姑妈家。从龙江街到营街，沿街的墙壁、电线杆、树干都贴满了红红绿绿的标语。标语里的字，有很多我是认得的，比如“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等，有些就不认得。喇叭经常广播，有歌曲，有口号，跟标语的差不多。所以，走在街上，感觉好像天天都在过节似的，热闹得很。

龙江街、营街、千总街交会处是个三岔口，有一片三角地带，比较开阔。平日里，走动的人是很少的。可是那天却突然聚集了很多人，还有一阵赛过一阵的敲锣声。

反正我不急着见姑妈，我就往人堆里挤，看看热闹。刚挤到前面，人堆就突然分开了两边，很自觉地让出了一条道。最先走进这条空道的是两个戴红袖章的人，一个敲铜锣，一个喊口号。后面跟着一连串的人，有十几个，个个都低着头，手被绳子一个接着一个地牵着，胸前挂着一块白色的牌子，上面还写着名字。

这样的情景，近日里在街上常常能看到。那些属于“地、富、反、坏、右”以及“走资派”的人常时不时被拉出来游街。

那是一道奇特的风景。当那些人被拉出来游街的时候，先是引起路人的诧异。路人不知是怎么回事，就怔怔地站着，那些诧异的眼光全都集中投向了那些被游街的人。有好事者就一路跟着，指指点点，细声议论。后来，跟着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连街都给堵了。被游街的人，开始还抬头看看前面，看看两边，后来就不好意思抬头了。只顾低着头走，常常踩着前面的人的后脚跟。

那天，我不知不觉就被人挤到了前面。那些游街的人，眼睛、鼻子、眉毛被我看得清清楚楚。当时有些热，汗水已经从他们的衣衫里渗了出来，湿了一大片。脸上的汗珠，一滴一滴的，晶莹透亮。

突然，我看见了我姑妈！

我姑妈穿着一套唐装，那衣服已经洗得发白；她的头型，是当时妇女都流行的齐耳根的短发；个子不高，身体微微发福，所以走路有些迟缓。她在侧头悄悄往路边偷窥的那一瞬间，无意看见了我，我们彼此都怔了一下，然后她很快就扭过头去，装着看不见。

以纳鞋为生的姑妈怎么被拉去游街了呢？

我怕认错，就仔细地看了她胸前的牌子，上面写着名字“严秀莲”，没错，严秀莲就是我姑妈。我记得我姑妈的名字。

我突然觉得冷，先是脑袋“轰”地一下昏乱发涨，接着是浑身冒起疙瘩皮，一股凉飕飕的冷气，像无数的蛇一样在我的皮肤上游来滑去。我不想再让姑妈看见我，就转身想退出去。可是，围观的人一个挨着一个，根本没有任何缝隙。我甚至被人群拥着跟着游街的队伍往前行。但我努力地往外挤，终于挤出了人群。

那时候我知道，被挂着牌子游街的人，就是坏人。

怪不得姑妈的目光和我的目光在交会的那瞬间，她快快地避开。她怕我这个外甥认出她这个姑妈而使我难堪，或者不想让我这个外甥看到她现在那个衰样！

我往左右前后看了看，幸好没人认识我，更没人知道我与那个被挂牌游街的妇人是什么关系。

三岔口又恢复了刚才的清冷。

望着渐渐远去的人群，这才发现就我一个人还定定地站在街中。中午的太阳有些猛，晒得我头皮有些麻辣。可我感觉身上还是冷，有无数条蛇仍在皮肤上游来滑去。我不知道是该到姑妈家还是该回家。我只好依照最初的最强烈的感觉，直接回龙江街，回龙江小学，把我看见的情景告诉妈妈。

妈妈并不因为我这一条消息感到意外和吃惊，她只是苦笑一下，说，呜呼，你姑妈挨游街了。

她似乎已经知道了。

我顿时感到脸上没有了光彩。我好像觉得我们家出了一件见不得人的丑事，被人家窥见了，就整日地让人揪着，审视着，蔑视着。有一段时间，我不敢抬头看人，不敢正眼与人对视。我以往的单纯、清净、快乐、幸福的日子，似乎从此消失。我不再是一个被妈妈严密地保护着、宠爱着的孩子，而是像一只刚刚学会走路就被放逐田野的小鸡仔，整天冒着烈日，在草丛里艰难地觅食，不小心被荆棘挂破了柔软的绒毛，虫子将红嫩的身体叮咬得浑身痛痒，到处红斑。遇雨时毛发全湿，躲在树根下直打哆嗦。回望四处，妈妈不见了，同伴不见了，我得自个儿回家。

早年师承弗洛伊德的奥地利著名哲学家、心理学家阿德勒（1876—1937），对人格之研究成果卓越。他特别强调童年最早记忆特别重要。那是一种人格记忆，会直接影响一个人的一生。“记忆绝不会出自偶然：个人从他接受到的，多得无可计数的印象中，选出来记忆的，只有那些他觉得对他处境有重要性的事物”（《阿德勒人格哲学》）。那些重要的事物，能一辈子滞留在脑海里，无法消散。但记忆中如果渗进了不快甚至是痛苦的成分，你的心灵将会慢慢地关上窗户，看不到阳光。然后，你的内心是一片漆黑。

人生有许多三岔口。那个三岔口什么时候出现，那是不可预知的。早来晚来，那都是天意。

那天，在三岔口，我的确感到漆黑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