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队长心善,觉得哥弟勤奋好学,为人诚实,如果中断了学业,实在可惜,便帮哥弟瞒去成分,以本村农家子弟的名义,向公社推荐上去。恰好,彬桥公社完小刚增设了附属初中,哥弟这才跳级读上了初中。
生产队离学校有三公里远。哥弟每天早上六点出发去学校赶早读,中午就在学校里囫囵吃一顿从家里带去的午饭。下午五点下课,他从不敢贪玩,急匆匆就往家里赶——他必须参加生产队出的最后一趟工,挣工分。那时生产队每天安排三趟工。贫下中农积极分子全天满勤,可获12工分。哥弟是小孩,可以获得半个工分。他参加的第三趟工可获2分。2分即是2角钱。
那时,广大农村大兴水库。姑妈和姑爹都被派去修水库了。中午午休时,姑妈和姑爹就溜到附近的山坡上砍柴。柴砍好了,就放在山顶上,哥弟必须利用空隙把柴挑回来,放在家里。一两个月,柴晾干了,哥弟上学时,就把柴挑到学校,卖给饭堂。刚开始时,哥弟怎样也拉不下脸,迈不出那双脚进饭堂。他害羞,他怕老师同学看见而被讥笑。但想想自己的身世和家境,他只得硬着头皮进去了。饭堂师傅看见他这副模样,不仅收了他的柴,每次还帮他保管挑柴用的那副竹担。
那时的柴价是一百斤六毛钱。哥弟每次只能挑七十斤,得三毛多钱。
哥弟也是这所学校里上学卖柴的第一人。
哥弟当时上的是两年制的初中。因为那时毛主席提出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的革命口号,所以,每个学校都效仿,压缩了学制,把三年的知识用两年学完,课程是很紧的。很多学生紧赶慢赶,却无法消化,成绩反倒落了下来。哥弟平时为人处世虽然过于老实,样子还长得有点木讷,却是个读书的料,慧颖而机灵。每门功课,老师教一遍,作业做一次,就立即领会。他的班主任陈元荣老师曾如此惊叹:我从教30年,从未遇到过这样机灵的学生!
这样的学生,如果让他顺利地完成中学的学业,将来考个大学应该不成问题,但哥弟已经没那个命了。
哥弟初中毕业,参加了中考。以哥弟的成绩一点悬念都没有,在公社380名考生中,名列第一。但因家庭成分,他失去了升学的资格。
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情。那些心地善良的村民再也无法为他讲情了;那个善解人意的生产队长再无法为他隐瞒成分,哥弟终止了善良的接济。
毕业那天,哥弟把所有的课本放进书包,极度失落地走出了学校。哥弟知道,他这一次走出了校门,再也无法回来了。
离开校门没几步,班主任陈元荣老师赶了过来,他先是把手扶住哥弟的肩膀,拍了几下,似乎要说什么,却欲言又止,干脆跟着哥弟的脚步,往前走。
一路上,陈老师不外是将哥弟表扬了一番,而后是感慨这个社会的不公,最后是表达了他的愧意。的确,他很想帮助这个学生,但他没有半点能力去颠覆这个事实。他似乎欠了这个学生一份债。
哥弟是要回家的,总不能让老师这样陪着,便劝老师止步,但老师说,今天我就是专门送你回家的。
将近三公里的路程,哥弟平时要花30分钟走完,可那天,他们足足走了两个多小时。他们走走停停,停停走走,说了很多的话。直到到家,陈老师将哥弟送进屋里,才转身回去。
想不到的是,哥弟却能再次返校。
过了半年多,学校教师严重不足,需要聘请民办教师。还是那个陈老师,在第一时间里一下想到哥弟——他这位得意的门生。在他举荐之下,哥弟获得了试讲的机会。那天,参加考核的人员除了本校老师,连公社书记也来了。从他们的表情和掌声里,陈老师和哥弟心里都知道,他通过了考核。
最高兴的应该是陈老师。他高兴的理由无非两点,一是他这个学生最终没有浪费前途,二是他终于还了欠下这个学生的债。当晚,陈老师到市场称了一斤排骨,悄悄在家里为哥弟设宴,两人喝到半夜,哥弟才独自回家。
哥弟不胜酒力,一路走走停停,差不多两个小时才找到家门。
第二天哥弟正式到学校上课,同时等待公社的正式通知。
最后的结果是,哥弟没有被录取。
那个公社书记在逐一审批时,对那位刚毕业不久的应聘教师印象极佳。但审核到他的家庭出身时,不得不大摇其头。
仅做了17天教师的哥弟,也不得不卷起铺盖,再次离开学校。
陈老师第二次送哥弟回家。
陈老师不是担心哥弟承受不住打击,而是为哥弟可惜。可这一次,陈老师没什么话可说了。到了家,临别时,陈老师只给了哥弟一句话:文君,你要相信,天不会永远都下雨的。
我表哥的名字叫黄文君。
陈老师的话绝对是至理名言,但至理名言无法激励所有的人。对哥弟而言,这句话放在他身上就不起作用。他的生活经历证明了,他头顶上的天永远都在下雨,至今也是,而且越下越大。
心理学家阿德勒在对童年经验的研究时发现:“在童年时期,有某些情景却很容易孕育出严重的错误意义。大部分的挫败者都来自于这种情境下的儿童”。哥弟当时14岁。我相信他曾有过一颗纯净的心,对未来充满了希冀。但现实生活总给予他太多的破碎。
哥弟从此愤怒了。
他一直以来都是温文尔雅、顺从听话的脾性,但自从那场变故之后,他变得偏激和偏执。这种情绪长时间主导着他的青年时期,使得他日后的生活受到严重影响。他的血管里,从小就流淌着苦涩和心酸的血液,这注定了他的命运永远充斥着悲苦和苍凉的色彩,无法扭转。
那一晚,当我第一次看到哥弟因为卖鸡而被姑妈、阿耶责备的时候,似乎隐隐感到,这里的生活再也不像以往那样平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