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街上的素粉是八分钱一碗,肉粉是一毛七分一碗。那肉粉又香又甜,吃一碗就饱了。有一天我跟母亲说,妈,我们中餐晚餐都到街上吃粉不行吗?才一毛七分一碗,又便宜又饱,何必自己餐餐煮,辛苦。正在煮菜的母亲扭过头来就责骂:你癫啊,餐餐吃粉哪吃得起啊!
自然的,没有钱就被动。想有钱就要劳动。这是我当时对劳动与金钱之间关系的理解。
隔壁有一个住单身宿舍的老师,叫黎老师,是负责学校基建的。有一天来到家里跟我们说,暑假有一个做基建的泥水活,干不干,一天九毛钱。
九毛钱,一斤猪肉钱。
母亲看看我,用目光询问我的意见。我立即向黎老师点点头:干。
这个工种叫泥水工,是专门给砌砖的师傅打下手的。每天要把砖块挑到师傅跟前,把灰浆拌好,师傅需要多少,就给他们挑多少。而工资却比师傅少了很多。
上工的那天,我特意穿上一套旧衣服,把早餐吃得饱饱的,吃饱了我就上工地。原来学校要建一间教室,地基刚挖好,周边堆满了打地基用的大石头。我们这次工作就是打地基。
很快,工地上来了两个师傅,接着黎老师带来了一个和我一样大的小孩,我们两个负责为这两位师傅提供灰浆。
师傅把我们叫到跟前,告诉我们用沙、水、石灰的比例,如何搅拌,就转身走了,我和那个小孩就开始动手干。
那两个师傅先是第一轮把石块抛进地基里,一块一块地把它们码好码稳,然后用我们的灰浆倒进去填缝,稳固。接着又抛进第二轮石块,把它们码好,再用我们的灰浆填缝稳固。他们用的灰浆,是一桶一桶倒的,用于填补石缝。我们挑去多少,他们就倒多少;我们拌出来多少,他们就用去多少,简直就是挥霍无度,根本没有半点的怜惜。所以,我们就得不停地搅拌灰浆,又不停地挑过去,从上午干到中午,从下午干到傍晚,我们俩连说话的时间都没有,而两位师傅还可以边干边聊天,半途还可以停下抽口烟。
第一天把活干完,我全身的骨肉似乎都失去了支撑,一直想往下坠。第二天硬撑着去,第三天就习惯了。
每天我们都是重复着这样的程序:挑沙、挑石灰、挑水、搅拌,然后送灰浆。
每次我挑起灰浆,都是极不情愿向这两位师傅走去。他们往石缝里倒灰浆,像倒废水一样,我都不忍心看。废水倒在地面上,还可以看到一片水痕,但有时候,灰浆倒入中空大的石缝,那一桶灰浆根本就不见痕。我们不知道这个工程什么时候才能结束,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回家。所以,每天我在心里只有两个盼:盼上午快点到中午,可以回家吃饭;盼下午快点到傍晚,可以回家吃饭。
第十天,工程终于结束。几天后,我领到了九块钱。
我把那九张粉红色的纸币完完整整地交给了母亲。
母亲没有张扬的表情,但我可以看见她的眉目和脸颊十分舒展,带有微微的笑意,我感觉到她的内心一定是像花一样绚丽绽放,而且清香无比。母亲拍拍我的头,说,阿霜(我的小名)可以帮我分担了,至少,你和老二的学费有着落了。
我就很得意。
我得意我的劳动可以换到了钱,我又把钱给了母亲,母亲给我的评价是我可以分担了。
“分担”这个词,是从那时候起灌输到我脑子里的。
分担就是劳动,就是责任,就是挣钱。
此后我做了很多挣钱的活,打石渣,扛石头,采草药。但采草药是最冤的一次。那时全镇都知道,药材铺要收购一大批野**。野**在我们家附近多的是嘛。我和二弟一连割了好几天,将近一百斤。当我们分别挑到药材铺时,收购员远远一看,就说全是假的。连药材铺的大门还没进去,我们只好挑回这一担野草,弃之路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