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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的冬天（第2页）

“安南珠”也许一辈子也不明白，不就打了个水鸭嘛，与阶级立场有什么关系？怎么会被批了一通？

在短短的21天里，我们不知道每天将要发生什么。但我目睹了“安南珠”毫无道理被批的场面，我内心产生了一种莫名的压抑。似乎，农场这样的场所就是产生压抑心情的地方。那里荒无人烟，要不是种有甘蔗、木薯等庄稼，表示这里有人迹，否则不敢相信，那里竟然住着一群学生。

有时，学校全体师生也来农场劳动。为了防止学生偷甘蔗，老师会派我们去守甘蔗。

有一次，班主任汤老师把守甘蔗的任务派给了我和容正新。

这是个美差。守甘蔗的同学可以到任何一个地方蹲守，而不必参加繁重的集体劳动。我和容正新选择了地势最高的一个甘蔗坡，作为我们的工作地点。

坡顶上，到处静悄悄。落在地面的甘蔗叶，日晒雨淋，脚踏上去，断裂时有咔咔的脆响。我们在田边的蔗叶上躺下，突然看见头顶上的蓝天竟是如此宽阔，如此高耸。我们没有见过海，就想象海的样子大概就是这样了吧？蓝如天空，无边无际。那片片白云，无非就是白帆？看得久了，就感觉地在旋转，天也在旋转。蔗林里，有风掠过，蔗叶便如湖面的微澜，随风的方向**去。蔗叶翻转的声音，一浪紧过一浪，我们就好像湖里游累了的两条鱼，靠在岸边，歇息。

待久了自然有点烦。容正新便掏出一包烟来，说，抽一口吧。

说起来，在班里，容正新算是我要好的朋友。我们常常在一起办墙报，他画报头，我抄写。时间晚了，我就在他家里睡。母亲事先知道了，每次都给我五分钱，用于第二天买早餐。那时，一碗肉粥才五分钱。可每一回我掏出可怜巴巴的五分钱，他总是把我的手拨到一边去，然后自己从口袋里掏出几毛钱，买双份的肉粥和油条。他大方得很。

我知道，这钱是他偷得来的。

我母亲是他小学的班主任。母亲发现他常常有钱用，怀疑他来路不正，通过打听，知道他是“钳工”（偷钱），只是没有证据。可他与其他有不良习性的学生有所不同，他学习好，成绩好，遵守纪律，尊敬师长，团结同学，很会隐蔽。我母亲把这个情况告知了汤老师，可汤老师没有发现。

但我听到过他谈论有关做“钳工”的基本训练。他说，把一枚镍币放在热水盆中，能从水盆里夹出镍币而水面纹丝不动，那才是高手。我亲眼看见他把自己的中指反背弯到手腕。

那天他掏出来的烟，是一包大前门。那是很贵的烟，五毛钱一包。一般人根本就抽不起。

他把锡纸撕开，抽出一根，叼在嘴角。然后又抽出一根，递给我。我没接。他自己就划燃火柴，点烟，自己抽。他先是深深地吸了一口，然后从鼻子里徐徐喷出，只见他的鼻孔里有两道白雾急促地涌了出来，一直扑到我的脸上。那两道白雾很快就散开，我闻到了烟的香味。那是一种与饭菜香和香水有所不同的味道，饭菜香只是一种刺激，**你进食，满足食欲；香水的味道则显得虚假，不真实，是一晃而过的东西。而香烟的味道，充实，持久，令人精神为之一振。我忍不住伸过手去，跟他要了一根。一抽，果然是心旷神怡，飘飘欲仙！

抽过之后，他教我闻一闻手指。刚才夹烟的两个手指滞留着烟的味道，一闻，那气味更加醇厚，更加醇香！

很快我又跟他要了一根。他笑笑，说，嘿，比我还要瘾呢。

那一刻，我对烟有了好感。我得承认，我后来学会抽烟就是从那时起的。

我们两个班八十多个学生就这样在一个荒山野岭里待着。晚上没有电灯，外面黑灯瞎火，只好在宿舍里点上蜡烛，躺在**聊天。黄波每天都从县城里回来，带来了很多县里的消息。比如说，哪里出现了强奸案，法院又公布枪毙了什么人，电影院最新放了什么电影等。

有一天，汤老师把我们班全部男生招到农场办公室。她脸色严峻，眼光严厉。我心里一惊，莫非我们抽烟的事她知道了？

但她说的不是这事：前些天，你们当中有人讲了一下怪话，对社会不满，我在隔壁女生宿舍里都听见了。这很危险！会影响你们的前途，是谁说的，赶紧跟我报告，错了就改！

我更是大吃一惊！我记得前些天劳动回来，大家没事，就在宿舍里谈论了一些政治的话题，我是说了几句牢骚话，说了些什么，记不清了，莫非汤老师全都听到了？

因为我作文好，汤老师一向偏爱我，对我不薄，我怕这事让她失望。最重要的是，我怕出事。那个年代，最可怕的就是说错话。那两个工宣队员耳朵比猫还灵，要是给他们知道了，那比“安南珠”打水鸭严重多了。

我开始忧心忡忡，沉默寡言，心里好像打上了一个结，天天都堵在咽喉，想解总也解不开，每天一遍遍地过滤汤老师的话，感觉那天她所说的，似乎句句都是冲着我来说，但好像又不是。我希望有人先去自首，这样就可以排除我。但男生们个个乐呵呵的，没有自首的迹象。那么，我就等着汤老师来找吧，找上门了我再辩解。但汤老师一直没来。也许她已经忘了，或者我根本就没说什么，她根本就不知道是哪个说了什么。

我弄不明白学校为何安排这个冬天的劳动。

如果没有这个冬天的劳动，就什么事都不会发生。

可就这么一件事，把我折腾得就像莫泊桑《项链》里的洛尔塞夫人玛蒂尔德那样，因为丢失了别人的一条假项链而让内心亏欠了十年。

一个十三岁的孩子，实在无力去化解这么复杂的问题。

那时，我开始长胡子了，稀稀拉拉的，在人中的两边以及下巴无精打采地冒出来，像缺乏养分且又缺水的几根葱花。

我渴望早点结束劳动，回家去，就像《麦田里的守望者》的坏孩子霍尔顿那样，渴望逃离潘西。至少，家里有父母。

可是，离回家的日子还有一段时间呢。每天起床，我们仍然看见路边的小草的杆径和叶子结满了白霜，水库里的水面仍蒸腾着白雾。两个工宣队员仍然很认真都巡视着每一个角落，他们的脸色威严无比。汤老师永远都是一副疲惫苍老的样子。

那一天，临近中午，黄波骑着单车匆匆忙忙地从县城回来了。他的车尾驮着一篮筐的菜；车轮子碾过坑坑洼洼的路面，那筐菜便上上下下地弹跳。往常他是打着铃铛进来的，打铃铛的目的是告诉大家他回来了，然后享受大家对他的欢呼。但这一次他是飞快地火急火燎地进来的，几乎冲进了厨房的火灶才刹住车。他跳下车，将脚架一支，篮筐也不卸，就跑回宿舍，进了宿舍就嚷：出事了，出大事了！

大家问出了什么事，他支支吾吾说，“反动标语，到处都是反动标语！”

汤老师闻讯赶来，问他到底是什么事，他说，这次他进城，城里的树干、电杆、墙壁，到处都贴满了“反动标语”，内容是打倒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

汤老师说，你先别乱传，等我问清楚了再说。

第二天，汤老师说，是有这么回事，打倒“四人帮”了。

过几天，三个星期21天的劳动期满。我们可以回家了。

临走的那个晚餐，全体加菜，肉菜是炖猪脚。入夜，宿舍旁的小屋里，又响起了“突突突”的机电声。宿舍通电了，大家借着灯光收拾东西。

回到家，父母看见我稀稀拉拉的胡子，他们互相对视了一下，哧哧地笑。

过了这个冬天，我就满14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