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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七日（第2页）

有雨意，遄返。在西馆后面参观养蜂场，凡有蜂箱一二〇个，均置放于地，如小屋而斜顶（闻此乃新法，其作人字形者乃旧法）。养蜂者以黑网蒙头盖面，一人用烟熏，一人揭去箱盖之一，从箱中拿出一木框，框内无数蜡房，满贮蜂蜜，即以见享。蜂蜜透明如黄玉而有暖意，如此食蜜，实为生平第一次。蜜蜡嚼后，呈白色，毫无风味，余初不知亦随蜜咽下，后乃效法余人吐出。所谓“味同嚼蜡”者，实际经验也是生平第一次才得到。

归室后复被介绍至楼下室与托翁之长子塞尔格先生见面。此室即在余所居室之直下。此室及其前邻一室由政府指定归托翁遗族住居。塞尔格先生年已八十二岁，前往莫斯科时，因下电车失慎，一足受伤，左眼亦因故失明，以致卧床不能起。浓髯雪白，骤视，俨如托翁再生。塞先生虽在耄年，复膺伤病，但意识十分清明。自言恐将不能再起，甚愿中国人民能免除战争的祸害，享受和平的幸福。

“我的父亲生前是最关心中国的，晚年所爱读的是中国的老子和孔子。”

塞先生这样向我说，他那恳切而慈和的态度使我受着很深刻的铭感。

他谴责了日本，对于美国的援助中国表示了喜悦。他回问了我一句：“美国不是在装备中国的军队，尽力帮助中国吗？”

“是的，”我回答了他，“美国是在帮助中国的政府。”

对于我这样回答，塞先生有点诧异，他思索了一下，又问：“那不是一样的吗？”

“假使是为了对付日本，那自然是一样。假使别有用意，那就不一样了。”

塞先生没有再问了，他只是又重说了一遍：“我总希望中国人民能够免除战争的祸害，享受和平的幸福。”

退回楼上后，拉略诺夫博士复来就教，他拿了一本日本岩波书店出版的《托尔斯泰全集》，问我是否看过。我在日本时是曾经看过，但我很抱愧，实在并不曾通读。拉博士说，苏联所打算出版的全集一共是九十一册，其中作品四十五册，日记十三册，书简三十册，传记三册。战前已出三十八册，日后当继续刊行。

中饭后，蒲清先生把纪念册拿来了，上面多是外国的学者、著作家们前来参观时所留下的题识。老约翰孙博士的题识也在，他比我要早来几天。我又略略考虑了一回，也写出了我的感想如下：

我像一个巡礼者来到雅坡，呼吸着伟大的哲人所遗留下的静肃的空气，我更具体地认识了托翁的崇高的人格。他的书斋、寝室、客厅、书籍，虽然都被寂静地遗留着，但他们都好像在告诉我：“先生刚才出去了，正在林子里面散步呢”。

一切都这么地朴素，自然，而又这么地整齐，肃穆。这样伟大而清新的环境正不愧是托尔斯泰的摇篮，也不愧是《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林娜》那些伟大作品的摇篮。

一切都和大自然在拥抱，一切都和老百姓在拥抱。人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也更容易了解得那博大的农民爱和人类爱，何以能那样地磅礴。

不断的人民行列前来瞻仰。托翁有知，我相信，一定在解颐微笑。他那脸上所有的深刻的愁纹怕已经消失了吧。

各国的学者，思想家，创作家，不远千里万里地远来，决不是徒然的。到了这儿谁也会发出更深切的内省。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使命要怎样才可以完成？

但我同时也更具体认识了列宁和斯大林的伟大。是他们的合理的领导把这人类的瑰宝保存了下来。一切为了人民。使这优秀的文化遗产不仅教育了国民，而且教育了人类。

我为同胞爱和人类爱的思想所饱和了，我虔诚地表示着我由衷的谢意。

把感想写好之后，与馆长和蒲清先生诸人再往托翁墓前告别。馆长从墓上抽了一片薇叶和一枝蓝花给我，作为纪念。（这花和叶一直到现在还挟在我的日记簿里面。）转来，我以为立刻便可以告辞了，但馆长说还要吃了晚饭才能走。八时顷用晚饭，事实上我一点也不饿，恐怕是我吃蜂蜜过多。饭后，馆长送了我一本一九四二年新出版的《雅斯拿雅·坡里雅拿》，她在卷头题着这样的语句：

为了郭沫若先生来访托尔斯泰的故乡

在这愉快的纪念之上把爱和敬意送给中国的人民

托尔斯泰雅·叶先宁娜

我怀着无限的谢意告了别，就在那有报食钟的古树下乘上了汽车。一位女馆员陪伴着我们，一直坐到了图拉车站。在站长室里等待，直到十一点钟的时候，搭上了由克里米亚开来的夜行车回莫斯科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