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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章 上班（第3页）

王绍军：我鼓励他们最终还是要走出去，因为“残健融合”才是这个社会正常的形态。基地等于是个温房，给他们提供生活的基础、工作的岗位，包括他们的自信。但是，人最终要和社会在一个形态里去生活，要让他们不仅有一份技能，更要懂得做人的道理，懂得在实际生活中从容地生活。

还有一点王绍军没说，他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照顾不了这么多人了——五年时间，他脑梗了三次。

很多时候，王绍军也很为难：有些人实在想来；有些人实在不愿走；有些人是真的走不了。

这些基地里的孩子，就像王绍军年轻时一样，绝望、自卑、一肚子的苦水。王绍军看到了，没办法不管。

吴孟雅：没想到会一辈子坐轮椅。开始的时候很自闭，觉得自己好不了，也没法儿给家里做啥了。在家也不说话。我妈压力大得睡不着，买了安眠药，我就藏了一瓶在我枕头下。每次我妈晒被子我都会把它放在一边，她一直都没发现……又过了一两年，我姐给我买了手机，我看人家说残疾人不一定要在家里，残疾人也可以有自己的生活，也可以像正常人一样出来闯、交朋友、自己独立。我觉得我一定要出来，我要独立。我这一辈子还长着呢，我也要为自己活，但前提是我要挣钱。

王燕钊最后一张站着的照片

吴孟雅

一批学员要走了。

临走前，基地举办了一场集体婚礼，算是给他们送行。

婚礼现场，周奕好穿着婚纱，和伙伴们一起表演了一套手语操，名字叫作《不要认为自己没有用》。那是他们培训结束后，在基地经常排练的一首歌。

我们在网络上输入了这首歌的名字，有超过5310万个条目。这首歌被称为著名的治愈神曲，背景是绿色的草坪和白雪皑皑的珠穆朗玛峰。在企业的年会上，在学校的宿舍里，在城市的广场上……人们都会用这首歌给自己打气。

这些坐在轮椅上的姑娘，她们的表演并不在这5310万个条目里，但结结实实地打动了现场的每一个人。

冯政凯：面对电脑，我们就是正常人。

吴孟雅：第一次拿到工号上班，拿到第一个“满意”的时候，我就觉得自己还挺厉害的。

11月11日，零点的钟声敲响了。对于他们来说，今晚的钟声就像童话里的魔法，不过和灰姑娘的故事正好相反——午夜之后，他们才能参与到这场盛大的狂欢中来。这些特殊的云客服，日常排班不能超过晚上12点，只有“双十一”这天，他们才被允许上夜班。

周奕好和伙伴们一起表演手语操

躲在屏幕后，没有人知道他们的真实面容。

彩色的键盘和耳机发着光，大屏幕上直播着“双十一”购物盛典，这些光混杂在一起，打在他们的脸上，这里变得像一个舞厅。

没有人说话，他们专注地回答着用户提出的琐碎问题。这些对话有时候很无聊，甚至他们还要被谩骂，可是他们竟然有一些享受。因为这个时候，世界真的把他们当作了正常人——有情绪就往他们的身上发。这比那种异样眼光下，“廉价”的同情高贵得多。

这是真正的平等。

“这群孩子让阿里感动的是，在他们最需要人去工作的时候，这帮残疾孩子顶了上来。”

午夜，他们和正常人之间的那道鸿沟，消失了。

一个人的梦想是一点点希望，

一群人的梦想照亮前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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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詹佳骏手记

我爱他们热爱生活的模样

我的姑妈詹祥麟，是位小儿麻痹症患者。

小腿肌肉萎缩使得她走路一瘸一拐，如果碰到高一点儿的台阶，她就要用双手先抬一条腿上台阶，再把整个身体撑上去。1977年高考恢复了，她从工厂考上了大学，学习工业自动化专业。毕业后，由于残疾的原因她找不到自己喜欢的工作，最后又回到工厂，成为了厂办中专的一名老师。

听说姑妈曾经也恋爱过，但是却没有嫁人。

她是家里的老大，做任何事情都会为弟弟妹妹考虑。而我父亲是家里最小的，因此她对我这位小弟的儿子特别好。有一段时间，她住在我家里辅导我功课。她每次出门时，我都尽可能地陪在她旁边，扶着她。时间久了，她感觉到我心疼她，就不想拖累我。于是，她开始学习骑自行车，觉得有自行车就可以跟上我，不需要我照顾。没多久，她就开始一脚高、一脚低地骑上了自行车；又没过多久，她骑车的时候摔了一跤，骨折了。

时至今日，姑妈已经去世五年了，作为一名纪录片导演，我再也没有机会为她拍摄一部反映残疾人与命运抗争的纪录片。

在中国，有8500多万残疾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有着与我姑妈类似的不幸。为残疾人这一群体拍摄一部纪录片，是我最大的心愿。

有位同行告诉我，残疾人题材的纪录片已经被拍过很多次了，再拍这类题材可能会没有“新鲜感”。我非常感谢他的提醒，我们只是通过镜头去透视单一的残疾人个体，反映了他们命运多舛、自强不息的故事。这样的题材的确已经有很多，往往会让观众猜到剧情的走向，看点也就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