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满银又看向编者按。编者按本期,我们刊发柳岔公社知识青年“杜若”同志的诗作《唱给新陕北》。这首诗发自肺腑、质朴真挚,既是青年一代在黄土地上躬身劳动、改造思想的真情吐露,也是新时代陕北儿女心向党、志在四方的青春宣言。诗人以塬为景、以土为根、以汗为墨,将劳动的艰辛化为前行的力量,把个人的理想融入人民的事业。诗句昂扬向上、清朗有力,既饱含信天游的深情,又兼具新时代的气象,生动展现了知识青年在广阔天地中锻炼成长、与群众并肩战天斗地的精神风貌,读来令人振奋、催人奋进。愿广大青年以此为勉,扎根基层、踏实耕耘,把青春献给黄土高原,把热血洒向建设新陕北的伟大征程,在奋斗中书写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崭新篇章!——《黄原文艺》编辑部1973年11月王满银看完,把杂志放下,端起缸子又喝了一口水。他当然知道,杜若就是杜丽丽。这首诗还是在他指点下改的,融进了后现代诗歌的因素,放在这时代,绝对会让人眼前一亮,且又有鼓舞人心的力量。似乎杜丽丽在和他聊天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可能,杜丽丽的转变并非单纯外力推动,而是价值崩塌后的重构、生存困境的倒逼、认知被点破后的觉醒,以及创作自我的重建这四层内在逻辑共同作用的结果。九月初,他和被下放到柳岔公社文化站的杜丽丽聊过一次,那次他只是敷衍的劝说过杜丽丽一次,轻描淡写的提醒她。“好高骛远,脚不沾地,写出来的东西,能有根吗?可真正的好诗,不是坐在屋里空想出来的,是从黄土里、从日子里、从人心窝里抠出来的。你有文化,有笔,这是本事。可本事得扎进土里才能开花。别飘着,别怨着,先站稳,再写好,路自然就宽了。”王满银回县城后,几乎就忘记了杜丽丽这么件事,但不久后,就收到杜丽丽的来信。在信中,杜丽丽不是来诉苦,不是求情,是认认真真讨论文学、讨论方向、讨论怎么把笔下的文字,写得实在、写得亮堂。她想沉下心,蹲在公社,跑在厂区,下到农村,把眼睛看向工人、看向农民、看向这片黄土地。想真正写一些好作品来。有时,看在她言辞诚恳的份上,也会回信指点一下。比如他在回信中回应她:要想稿子能发表——得踩准政治调子,扎进黄土根子。少写风花雪月,多写公社、社员、劳动、新气象。调子一定要正。歌颂时代,歌颂大寨精神,歌颂公社大生产,歌颂新人新事新风尚。要写劳动,要写战天斗地、改天换地;要写生活,就写社员干劲足、日子有奔头。别写愁、别写怨、别写个人小情绪——那叫小资产阶级情调,一抓一个准,这辈子都别想发表。”在信中还说,要写让陕北老百姓听得懂的词句。别整那些文绉绉的词,要用土话、实话、心里话。写喂猪,就写喂猪;写积肥,就写积肥;写田间地头,就写社员咋流汗、咋苦干。真东西,最打动人,也最安全。能发表的好文章,不是你想写啥,是人家需要啥、时代提倡啥,你再用老百姓的话写出来。脚踩在黄土里,心贴在路线上,你这枝笔,才有出路。”杜丽丽对于他的回信,仿若救命稻草,每次写了什么文章,什么诗歌,都先寄来让他过一下审,指点一下,再去发表。这一来二回的,两人倒成了熟悉的笔友。王满银把报纸轻轻放在桌上,指尖在那首诗上轻轻点了一下。他没说什么,脸上也没什么多余的表情,只是眼神里多了一点不易察觉的释然。是啊!王满银后世经历过信息大爆炸,也清楚,人在某一时间点的大转变,能从一个极端滑向另一个极端。用后世话术来说,杜丽丽转变的核心动力是价值幻灭后的羞耻与反思。是对她精致利己的代价清算。她曾将“西食东宿”视为对物质与精神的双重掌控,直到被武家撞破、关系破裂,才发现这种“聪明”本质是对感情的投机与对自我的物化。被下放的处分更让她意识到,依附他人的物质与虚幻的诗名,在现实规则面前不堪一击。直到王满银点醒她生存本质的矫情“既想要武家的安稳,又想要诗人的浪漫,却从不想为自己的选择承担代价”说她,此前她的自我价值,一半依附于武惠良的物质供给,一半依附于诗人对她的“认可”。下放后,她失去了这两个“拐杖”。王满银也给了她建议,只能通过劳动与创作重新证明自己。这种“被迫独立”,让她从“依附型人格”转向“独立型人格”。也许这不一定是好事,但对现阶段的杜丽丽来说,是最聪明的选择。王满银把《黄原文艺》合上,搁在桌子左上角,才发现报纸底下还压着三封随报刚送来的信,牛皮纸信封被报纸压得边角发皱。他先随手拿起最上面一封。地址是柳岔公社文化站,字迹清瘦秀气,一笔一划都带着城里人的讲究——寄信人就一个杜字,王满银知道是杜丽丽的。信封鼓囊囊的,不用拆也知道,里面多半夹着新写的稿子,散文、诗歌,或是一篇还没敢投出去的通讯。他随手放在一边,等忙完正事再看不迟。:()平凡的世界之王满银的躺平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