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菊的“第二把火”,是从一碗粥里烧起来的。接管食堂的第一天,她没急着做饭,先做了三件事。第一件:把所有孩子叫到院子里,排队,一个一个看。看脸色,看嘴唇,看眼睛,看指甲。看到三十七个孩子时,她的眉头皱起来。第二件:把厨房里所有的存粮翻出来,称重,登记。大米、杂粮、咸菜、干菜、油、盐。称到一半,她的眉头皱得更紧了。第三件:把近一个月的食谱翻出来,一餐一餐看。看完,她放下食谱,去找王墨水。“墨水哥,”她说,“借一下账本。”王墨水把账本递给她。她翻到“采购”那一栏,对着食谱,一笔一笔看。看了半个时辰,她合上账本,还回去。然后她去找贾玉振。“先生,”她说,“食堂要改。”贾玉振正在写《山河血》第六章,听见这话,放下笔:“怎么改?”“三十七个孩子营养不良。”林菊说,“十二个有胃病。”贾玉振沉默了一会儿:“能改吗?”“能。”林菊说,“但要时间,要人手,要钱。”“要多少?”林菊报了一串数字。贾玉振听完,想了想,说:“去找墨水。只要账上有,就按你说的办。”林菊点头,转身要走。“等等。”贾玉振叫住她。林菊回头。“你在延安,”贾玉振看着她,“学了多少?”林菊愣了一下,然后说:“能学的,都学了。”“做饭也是在那儿学的?”“嗯。”林菊说,“反战同盟有个炊事班,我在那儿帮了半年忙。开始是打杂,后来是配菜,再后来——班长说,小林,你做一顿试试。我就做了一顿。”“他们吃了没?”林菊嘴角动了动,像是想笑,又忍住了:“吃了。没死人。”贾玉振愣了一下,然后哈哈大笑。笑声从书房里传出去,传到院子里。苏婉清正在教识字班,听见这笑声,抬起头,也笑了。林菊站在书房门口,看着贾玉振笑。她想起一年前,在重庆的暗夜里,这个人把《昭和白菊》的手稿交给她,说:“你走吧,去延安。”她走了,又回来了。现在这个人坐在书房里,对着她笑。她低下头,鞠了一躬——日本人的习惯动作,改了一年多,还是没改干净——然后转身走了。第二天,食堂开始改。第一改:食谱。以前是一天三顿,顿顿大米饭,菜是咸菜,偶尔有点青菜。林菊把食谱改成:早饭杂粮粥,午饭大米饭,晚饭杂粮饭。每餐必有菜,一周至少两次肉。石头问:“林姨,为啥不吃大米了?”林菊说:“大米养人,但光吃大米不行。杂粮养胃,还顶饿。”石头似懂非懂,但吃饭的时候,他把自己碗里的杂粮饭吃了个干净。第二改:分餐。以前是排队打饭,谁先到谁先打,打到后来,后面的孩子就只能吃剩的。林菊改成:按桌分餐。十个人一桌,饭菜分好,每人一份,不多不少。二妮说:“林姨,这样公平。”林菊点头:“对。公平。”第三改:帮厨。林菊从难民里挑了两个人。一个姓周的大嫂,四十多岁,丈夫死在轰炸里,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逃到重庆。一个姓刘的大姐,三十出头,家乡被鬼子占了,逃出来时什么都没带,只有一身衣服。周大嫂做饭,刘大姐分餐。林菊站在旁边看着,哪里不对,就指出来。三天下来,两人上手了。第四改:健康。林菊把三十七个营养不良的孩子叫到一起,单独给他们加餐。不是大鱼大肉,是每天一个鸡蛋,或者一碗豆浆。十二个有胃病的,她单独熬粥,小米的,熬得烂烂的,一天三顿,准时准点。豆芽是那三十七个之一。他瘦得皮包骨,脸色蜡黄,吃饭总是最后一个,怕自己抢不过别人。林菊把他叫到厨房,单独给他盛了一碗小米粥。“喝。”她说。豆芽端着碗,看着碗里黄澄澄的粥,没动。“咋了?”林菊问。豆芽抬起头,眼眶红了:“林姨,这粥……是给俺的?”“嗯。”“就俺一个人?”“嗯。”豆芽低下头,看着那碗粥,看了很久。然后他端起碗,小口小口地喝。喝一口,停一下,再喝一口。林菊站在旁边看着。她看见豆芽喝粥的时候,眼泪掉进碗里,和粥混在一起,又被他喝进嘴里。她没说话,只是转过身,去刷锅。刷着刷着,她忽然想起一件事。那是好多年前的事了。那时候她还是千代子,在东京的家里,生病了,躺在床上,母亲端来一碗粥,小米的,熬得烂烂的。“喝吧。”母亲说,“喝了就好了。”她喝了。后来母亲死了。东京大轰炸那年,死在家里,死在厨房里,手里还拿着锅铲。林菊把脸埋进锅里,让热气扑在脸上。热气是湿的,分不清是水汽还是别的什么。第五天,冯四爷路过食堂,往里瞅了一眼。他看见周大嫂在灶台前炒菜,刘大姐在案板上切菜,林菊站在中间,像个将军一样调度。孩子们坐在桌前,安安静静吃饭,没有人抢,没有人吵,没有人剩饭。他看见豆芽的脸开始有血色了,石头的眼睛亮了,二妮笑起来露出两颗虎牙。他看见那口大锅冒着热气,热气升起来,飘出窗户,飘到院子里,和那棵梧桐树的嫩芽混在一起。他站在门口,看了很久。然后他转身,往巷子口走。走了几步,他停下来,回头又看了一眼。林菊正好抬头,看见他,点了点头。冯四爷也点了点头。他没说话,但心里想:这日本丫头,比中国人还中国人。:()抗战文豪:写死投降派点燃中华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