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林晚,云南人,打小就跟别人不太一样。不是多了什么,是能听见一些声音,看见一些影子。小时候院子里玩,我跟小伙伴说:“那个扎红头绳的小妹妹又来了,蹲在花坛边上看咱们呢。”小伙伴们回头看半天,说哪有小妹妹?你瞎了吧?几次之后,我就不说了。可我心里清楚,她就在那儿,歪着头,眼睛黑洞洞的。后来我长大了,嫁了人,生了孩子。那种“不一样”一直跟着我,像影子,甩不掉。最让我害怕的不是看见,是我每次感受到什么,不出两天,电话准响。电话那头,准是某个亲戚走了的消息。我像一根天线,专门接收“谁要走了”的信号。生孩子那年,我二十七岁。孩子出生十来天,晚上我值夜。老公在旁边打呼噜,我把床头灯调暗,靠在床头翻小说。婴儿床就在我手边,孩子睡得很沉,小胸脯一起一伏的。屋里安安静静的,只有翻书的沙沙声和老公时高时低的呼噜声。听着听着,我忽然觉得不对劲。呼噜声旁边,多了一个声音。不是呼噜,是喘息,很急,很重,像有个人刚跑完长跑,蹲在墙角大口大口地倒气。那声音就在我床边,就在婴儿床和我之间的那个位置。我浑身的汗毛竖了起来,慢慢放下书,眼珠子往那边转——什么都没有。只有空气,只有灯光下飘浮的微尘。可那喘息声清清楚楚,一下一下,像有人贴着我耳朵在喘。我把被子往上拉了拉,小声问:“谁?你是谁?有什么事?”那个声音不理我,继续喘。我感觉他就那儿,他能看见我,我能感知到他,可我们之间隔着一层东西,他听不见我说话。那种感觉像隔着一层厚玻璃,他在那边,我在这边,看得见,摸不着。持续了大概一两分钟,那声音忽然消失了。像被人关了开关,一下子,屋里只剩老公的呼噜声。我躺在那儿,心跳得厉害,一整夜没合眼。第二天下午,电话响了。表叔打来的,哭哭啼啼地说,我表哥志远昨晚十二点多出了意外,走了。才二十多岁。表哥从小跟我走得最近,我知道是他,他来看我了。可我不明白的是,他为什么听不见我说话?他是不是也不知道自己已经走了?这些问题没有答案。就像后来那件事——姨妈头七回魂那天,她回来啃甘蔗。那年我十二三岁,住在父亲那边的表亲家。房子很大,一楼,门口有个小院子。表姐小芸和姑姑他们在院子里乘凉聊天,我一个人在客厅看动画片。电视里放着《花仙子》,我看得正入神,忽然听见后院窗户那边传来“嘎吱、嘎吱”的声音。那声音脆生生的,很有节奏,咬一口,嚼几下,“噗”地吐出来,然后又咬一口。分明是有人在啃甘蔗。而且是个女的,吐甘蔗渣的时候带着一种很随意的“噗噗”声,像是很放松地在享受。我第一反应是表姐小芸偷偷跑到后院吃甘蔗不叫我。心里有点不高兴,蹑手蹑脚地走到后窗户底下,蹲下来,想抓她个现行。脑袋慢慢探出去,往窗户外面一看。不是我表姐。是个女人,蹲在墙根底下,手里握着一截青皮甘蔗,正大口大口地啃。她的头发梳着老式的发髻,乌黑油亮,紧紧地贴在头皮上。穿着一件藏蓝色的斜襟褂子,盘扣从领口一直扣到腋下,料子发亮,不像这个年代的人穿的。月亮很大,照在她脸上,清清楚楚——那是我姨妈淑芬。我妈那边的亲戚,住在离这儿上千公里外的城市。我前两天刚到表亲家的时候,我妈还专门打电话来说过:“你姨妈走了,走之前一直念叨你,说想见你。”姨妈去世了。头七还没过。我蹲在窗户底下,浑身僵硬,手搭在窗台上,冰凉的。月光从窗户照进来,把我的手照得惨白。姨妈没有抬头,继续啃甘蔗,“嘎吱,嘎吱”,一口一口,嚼得那么香,吐渣的声音那么随意。甘蔗渣从她嘴里吐出来,落在墙根的黑土上,白花花的。她的手指细长,指甲修剪得整整齐齐,握着甘蔗的手腕上戴着一只翠绿的玉镯,在月光下微微发亮。那只玉镯我认得,她戴了二十年,从没摘下来过。我想喊她,嘴张开了,可嗓子眼里像堵了一团棉花,发不出任何声音。我想跑,腿软得像灌了铅。我缩回头,蹲着往后退了两步,然后连滚带爬地跑回沙发后面,蹲下来,抱着膝盖,浑身发抖。牙齿磕得咯咯响,下巴酸了都停不下来。表姐小芸从院子里进来,看见我缩在沙发后头,奇怪地问:“你干嘛呢?怎么蹲那儿?”我拉住她的手,说不出话,只是使劲攥着,指甲掐进她手背里。她后来跟我说,我的手冰得像铁,抖得跟筛糠一样。我没敢告诉她我看见了什么。直到在表亲家住了七八天,要走了,临走那天晚上,我才小声地跟她说了。表姐比我大两三岁,也还是个孩子,听完愣了半天,嘴张着,眼珠子一动不动。月光从窗户照进来,照着我们的脸,惨白惨白的。她结结巴巴地说:“是不是……是不是你姨妈想你了,回来看你?”我点点头。她也点点头。两个人在黑暗中坐了很久,谁也没再说话。院子外面偶尔传来一两声狗叫,又远又闷,像从地底下传上来的。,!后来我慢慢长大,那种“听见”和“看见”的本事一直跟着我。有时候是半夜听见有人在屋里喘气,有时候是梦里梦见某个亲戚站在老房子门口冲我笑,有时候什么也听不见看不见,就是心里忽然“咯噔”一下,像被人从胸口拔掉了什么东西。每次这样,不出两天,电话准响。我学会了在电话响之前就做好准备。把声音放轻,把眼泪收好,把该说的话在心里默默说完。那些人走了之后,再也没回来过。只有姨妈回来了一次,蹲在墙根底下,吃甘蔗。她吃得那么香,好像这辈子都没吃过这么甜的东西。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在告诉我,她到了那边,什么都好,还有甘蔗吃。我也不知道,她到底知不知道,我就蹲在窗户里头,隔着一层玻璃,离她不到两米。花盆里的孩子我叫刘建国,六九年那年十七岁。那场运动轰轰烈烈,我是红卫兵小队长,带着一帮人抄家、砸四旧,什么都敢干。金砖、金条、袁大头,什么没见过?名人字画一摞一摞往外搬,唐伯虎的、郑板桥的,捆起来跟捆柴火似的。那个年代的人不一样,没人私拿,全充公。可有一户人家,我没拿金条,没拿字画,偏偏看上了一盆花。那盆花摆在堂屋正中,老大的花盆,像个水缸,青灰色的缸壁上刻着缠枝莲纹,口沿处缺了一个口子。里面种着一棵龟背竹,叶子油绿油绿的,比蒲扇还大,叶面上裂开的口子像刀刻的一样。我从来没见过那么好的花。我爹爱养花,我就惦记上了。走的时候跟带队的说了一声,也没人拦我,我就搬上了借来的三轮车,一路蹬回了东城的家,累得满身大汗。三轮车在路上颠,花盆里的土洒了一路,黑乎乎的,带着一股说不出的腥味。花盆就摆在院子里。老邻居都来看新鲜,说我爹有福气,说我这孩子孝顺。我爹脸上挂笑,端着茶缸子蹲在花盆跟前看了半天,伸手摸了摸那油亮的叶子,说了句:“这东西,养得可真壮实。”那叶子在他手心里凉凉的,像摸着一块冰。可第三天晚上,出事了。邻居孙国梁半夜起来上厕所,端着尿盆往外走。月色底下,他看见西墙根蹲着一个小女孩。孙国梁后来说,那孩子也就两三岁大,穿着一身洋装,蓬蓬袖,小圆领,领口绣着一圈细碎的花边,像是老照片里的童装。头发梳着两个小揪揪,用红头绳扎着,规规矩矩的。她蹲在墙根底下,两只手抱着膝盖,一动不动,像一尊瓷娃娃。他以为是谁家孩子跑出来玩了,端着尿盆走过去,刚要问,那女孩抬起头来,看了他一眼。月光照在她脸上,白得像纸,嘴唇却是红的,红得发暗,像涂了一层干了的血。她嘴角微微往上翘了一下,像是在笑,又像是在哭。然后“嗖”地一下跑了。不是跑的,是飘的。孙国梁说,那孩子脚下的速度,快得不像话,眨眼的工夫就到了院门口,再一眨眼就没了,只留下一串细微的“嗒嗒”声,像小脚丫踩在青砖上,越来越远,越来越轻。他端着尿盆站在院子里,愣了好一会儿,手心里的搪瓷盆冰得他手指头发麻。他低头看了一眼,尿盆里的水晃都不晃。那声音太轻了,轻得像风吹过纸片。他没敢跟人说。可这种事瞒不住。第二天,对门的李大妈说她半夜听见院子里有小孩笑,咯咯咯的,笑得人头皮发麻。第三天,后院的赵桂兰说看见一个小影子在窗户底下跑来跑去,那影子没有头,就是一个圆圆的黑团,在地上滚。第四天,有人发现那孩子站在了自家窗台上,离玻璃不到一尺,歪着头往里看。她的脸贴在玻璃上,鼻尖压得扁扁的,呼出的气在玻璃上凝成一小片白雾。屋里的人吓得从床上滚下来,连夜把红纸贴满了窗户。院子里炸了锅。可那年代谁敢说“闹鬼”?那是封建迷信,那是牛鬼蛇神,说了就完蛋。大家只能忍着,晚上早早关门,拉上窗帘,灯都不敢开太亮。院墙上挂了红布,窗户上贴了红纸,说是“破四旧”,其实是为了壮胆。我爹那几天脸色一直不好,吃饭也不说话,筷子夹菜的时候手微微发颤。我问他怎么了,他看了我一眼,又看看院子里那盆龟背竹,说:“那花,是不是不该往家搬?”我没吭声。心里已经有点发虚了。那盆龟背竹还是那么绿,绿得不正常,绿得发黑,像从墨汁里捞出来的。叶子比搬来的时候又大了,大得像要把整个院子遮住。晚上起风的时候,那些叶子哗啦哗啦地响,像有人在说话。又过了两天,我实在坐不住了。那天月亮很亮,亮得院墙上的影子都清清楚楚。我等家里人都睡熟了,拿了把花铲,摸到那盆花跟前。花盆很大,土也深,我把袖子卷到胳膊肘,一铲一铲地往下挖。土是湿的,黏糊糊的,挖出来的泥有一股腐烂的甜味,像糖放坏了。铲了没多深,铲子碰到了软乎乎的东西。不是石头,不是树根,是布。已经烂得不成样子的布,湿漉漉的,黏在铲子上,扯都扯不下来。我伸手进去一摸,指尖碰到的东西又凉又滑,像冻过的肉。我咬着牙继续往下挖,月亮照进坑里,照出了一个小小的骷髅。巴掌大的头骨,眼眶黑洞洞的,对着我,像是在看。牙齿还在,细细小小的,整整齐齐,像一排还没长全的乳牙。,!我的手开始抖,抖得花铲都握不住。土里还有一个发卡,生了锈的铜发卡,锈得发绿,可还能看出上面的花纹——一朵小小的梅花。还有一只小皮鞋,鞋面上糊满了泥,鞋带还系着,鞋底磨得光光的。那个小女孩,两三岁大,一直就埋在这盆花底下。不知道埋了多少年,衣服烂了,肉烂了,骨头还在。她从来不是站在窗台上、蹲在墙根底下,她就躺在这盆土里,在这棵龟背竹的根下面。那些叶子吸着她的骨头长大,所以那么绿,那么壮,绿得像活了一样。我蹲在那儿,浑身冰凉,手心全是汗。月亮照在那一堆湿土上,照在那个铜发卡上,发卡上的梅花纹映着冷光。风忽然停了,安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一下一下的,砸在耳膜上。我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她不是在这盆花底下,她就是这盆花。她一直都在,在堂屋里,在那户人家的堂屋里,站了多少年,等着有人把她搬出去。可搬出去的不是她,是她的骨头。我挖出来了。我看见她了。她蹲在墙根底下,站在窗台上,在院子里跑来跑去,她在找什么?她在找她的身体。我找到了。那天夜里,我没有犹豫。我把土重新填回去,把发卡和骨头重新埋好,用手把土面抹平,又浇了一盆水。水渗进土里的时候,发出“滋滋”的声音,像有人在底下喝水。然后我推醒了邻居孙国梁和赵德厚,三个人连夜把那盆花抬上三轮车,蹬回了那户人家。门锁着,院墙不高,我们翻墙进去。院子里荒了,草齐腰深,堂屋的门敞着,黑洞洞的,像一张张开的嘴。我们把花盆抬进堂屋,摆回了原来的位置,摆得端端正正,连朝向都跟原来一样。花盆落地的时候,发出一声闷响,像什么东西叹了一口气。回来的路上,孙国梁蹬车,我和赵德厚坐在后面,谁也没说话。月光照着三轮车的铁皮,白花花的,像个棺材盖子。我回头看了一眼,那户人家的院墙后面,那棵龟背竹的影子从墙头上露出来,又大又黑,像一只手,朝天上伸着。从那以后,那盆花的事我再也没跟人提起过。院子里的怪事也慢慢消停了。一开始还有人偶尔说听见小孩跑,后来说的人越来越少,再后来就没人说了。孙国梁搬走了,赵德厚后来也不提了。那盆花后来怎么样了,我不知道。那孩子后来去了哪儿,我也不知道。我常常想起那个铜发卡,生了锈的、绿油油的铜发卡。扎在她细细的头发上,她一定很开心。可惜她死了,被埋在花盆里,在那棵龟背竹底下,不知道埋了多少年。那棵龟背竹长得那么好,叶子那么绿,每一片都比蒲扇还大。我有时候会想,那些叶子在风里哗啦哗啦响的时候,是不是她还在说话。只是我们听不懂。:()中国民间奇闻诡事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