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三年,湖北一个不起眼的小镇上,新开了一家银行。那是北京派下来的机构,灰白色的三层小楼,门口立着两只石狮子,在当时算是最气派的建筑。镇上的人说,这银行是上面直接管的,里面的椅子都是从省城运来的,连玻璃都擦得能照见人影。银行招工的消息一传开,半个镇子都轰动了,年轻人们挤在门口的布告栏前,把那张招工启事看了又看。
林国栋就是在那时候走进去的。他二十三岁,省城金融学校毕业,戴着一副黑框眼镜,说话慢条斯理,写得一手好钢笔字。在那个年代,镇上的年轻人读完初中就算有文化了,大学生简直是凤毛麟角。面试那天,他从包里拿出一沓自己做的信贷分析表格,摆在面试官面前。对面坐着的几个领导翻了翻,互相看了一眼,当场就拍了板:下周一来上班。
林国栋确实有本事。七十年代初期,大家的脑子还没从旧框框里转出来,他已经在研究信贷结构的优化了。他算账快,一笔业务别人要半小时,他十分钟就能办完,而且从来不出错。进银行不到三年,就从柜员升到了信贷主任。又过了四年,他坐上了支行行长的位子。他经手的业务,业务量比周边二十多个乡镇加起来还多。省行的人下来视察,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处长拉着他的手说:“小陈啊,你是个人才,好好干,前途无量。”
可林国栋变了。
一九八〇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进小镇,街上开始出现个体户,有人摆摊卖衣服,有人开录像厅,还有人从广州贩电子表回来卖。人们的眼睛开始盯着钱了。林国栋比谁都先闻到铜臭味。他第一次伸手,是批了一笔五十万的贷款给一个浙江来的商人,那人给了他五千块的回扣。五千块,是他一年的工资。他把钱藏在枕头底下,翻来覆去一宿没睡着。不是害怕,是兴奋。从那以后,他开始在贷款审批上动手脚,吃回扣,挪用公款。那些年没有电子监管,全靠一支笔、一张嘴。他的账面做得天衣无缝,几年下来,口袋里多了近十万块——在那个万元户都要上报纸的年代,十万块是一个天文数字,摞起来有一尺高,够在镇上买下整条街的房子。
他在镇东头买了最好的那栋房子,两层小楼,青砖灰瓦,院子里的石榴树一到秋天就挂满了红彤彤的果子。他把房子翻修一新,铺了水磨石地面,换了铝合金窗户,客厅里摆了一套实木沙发,茶几上常年放着一盘水果,用来招待那些来“谈业务”的客人。他穿西装,打领带,头发抹了发蜡,梳得油光锃亮。他抽三五牌香烟,走路的时候烟叼在嘴角,眯着眼睛,下巴微微扬起,像是在对整条街的人说:看,我林国栋混出头了。
可他的妻子赵秀英,心里像吞了块铅,沉甸甸的,往下坠。
赵秀英是师范毕业的,在镇上的中心小学教语文。她长着一张圆脸,说话温温柔柔的,走路不快不慢,连生气的时候都只是抿着嘴不说话。她嫁给林国栋时,图的是他老实上进,觉得跟着他不会受委屈。这些年,她看着他一步步高升,也看着他一点点变质。起初她只是怀疑——家里多了一些没见过的东西,一台崭新的收音机,一床从上海带回来的鸭绒被,一个镶着金边的陶瓷茶壶。林国栋说是单位发的,可银行什么时候发过这些?
后来她在一个雨天的下午,趁林国栋出差,打开了他书桌底下的抽屉。抽屉上了锁,她把锁撬了,里面躺着一本存折。她翻开存折,眼睛盯着那一串数字,手开始发抖。她坐在椅子上,把存折上的数字数了三遍,每一遍都让她腿软。九万八千块。那不是钱,是一座山,压得她喘不过气。她把存折放回去,锁上抽屉,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可第二天晚上吃饭的时候,她还是没忍住。她放下筷子,说了一句:“你抽屉里的存折,我看了。”林国栋端着碗的手顿了一下,筷子停在半空中。然后他笑了笑,说:“那是单位的备用金。”赵秀英没再说话,低头扒饭。她知道他在撒谎。从那天起,她开始偷偷翻他的公文包、大衣口袋,终于在一个牛皮纸信封里发现了他和另一个女人的通信。那女人是供销社的售货员,姓孙,烫着卷发,嘴唇涂得红红的,镇上的男人见了她都要多看两眼。信上的字歪歪扭扭,句子也写不通顺,可意思明明白白。赵秀英把信叠好,放回信封,摆在茶几上最显眼的地方。
林国栋回来的时候,看见那封信,脸上的表情变了。不是愧疚,是烦躁。他没说话,把信塞进裤兜,转身进了卧室。赵秀英跟进去,站在门口,声音不大,可每一个字都像钉子钉在木板墙上:“你有没有良心?”林国栋坐在床沿上,点了一根烟,抽了两口,说了一句让她浑身发凉的话:“你要是不想过,就带孩子走。”
从那以后,家里就没有一天安宁。赵秀英哭过、闹过、威胁要去省行告发。林国栋开始还哄几句,后来索性不回家了,住在孙秀兰那里。赵秀英一个人拉扯四个孩子,大儿子十岁,小女儿才三岁,整夜整夜地睡不着觉。她坐在床沿上,听着窗外的虫鸣,看着月光从窗帘缝里漏进来,照在孩子们熟睡的脸上。她把脸埋在枕头里,咬着嘴唇,眼泪渗进棉布里,不留痕迹。她给娘家写信,给省行写举报信,可那些信像石沉大海,连个回音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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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三年七月十六日,那天特别热,知了叫得人心烦。空气又黏又闷,像一团湿棉花堵在喉咙里。邻居们记得,下午还看见林国栋提着一兜菜回家,塑料袋里装着猪肉、豆腐和一把韭菜,还跟巷口下棋的老王头打了招呼。老王头说他那天脸色不好,阴沉沉的,像要下雨的天。晚上八点多,他家院子里传来几声尖叫,然后是瓷器碎裂的声音,“哗啦”一下,再然后就安静了。邻居以为是两口子吵架,骂了几句,翻了个身,继续睡了。
第二天一早,赵秀英的弟弟赵国强来送鸡蛋。他敲了半天门没人应,趴在门缝里往里看,什么也看不见。他翻墙进去,落在院子里的石榴树下。院子里安安静静的,晾衣绳上搭着一件没来得及收的小孩衣裳,在风里轻轻晃。他推开门,客厅里的灯还亮着。他只往里看了一眼,就吐了。然后他爬着出来,指甲在门框上抠出几道白印子,裤子湿了一大片,嘴里只剩一句话:“死了……全死了……”
警察赶到时,连见多识广的老刑警都白了脸。客厅的地砖上、沙发上、墙上,全是暗红色的血,有些已经干了,发黑,像泼上去的墨汁。四个孩子倒在各自的卧室里。大儿子趴在床沿,手垂在地上,指甲缝里塞着床单的线头,像是在最后一刻还攥着什么。二女儿仰面躺在床上,眼睛半睁着,嘴唇发紫,枕头被血浸透了。三儿子蜷在墙角,双手抱着膝盖,像是把自己缩成了一个小小的球。最小的女儿趴在床底下,半个身子露在外面,头发散了一地。赵秀英倒在厨房门口,脸朝下,手朝着客厅的方向伸着,像是想爬向孩子们。身上中了二十多刀,白底蓝花的衬衫被血染成了暗红色。
林国栋吊在主卧的门框上。他换了一身干净的白衬衫,领口的扣子系得整整齐齐。脚下翻倒着一瓶没喝完的白酒和一个空的农药瓶,农药瓶的标签已经模糊了,里面残留着几滴刺鼻的液体。他的脸青紫青紫的,嘴唇外翻,舌头伸出来一截。脖子上的勒痕深深嵌进皮肉里,凹陷处泛着暗红色的光泽。法医在他胃里检出了剧毒成分——他是喝了农药再上吊的,双重保险,不留活路。
案子很快结了。林国栋贪污受贿、养情人,被妻子抓住把柄,怕她告发,便起了杀心。杀妻灭子之后,自己也畏罪自杀。镇上的人唏嘘了一阵,渐渐地就不再提了。那栋房子被银行收回,用铁锁锁了,窗玻璃上落满了灰。石榴树没人浇水,慢慢枯了,只剩下光秃秃的枝丫,伸向天空,像一只干枯的手。
这一锁,就是十多年。
一九九五年,银行新招了一批大学生。其中有个叫周志强的年轻人,是从外县农村考出来的,瘦高个,戴着一副塑料框眼镜,说话有点结巴,一着急就更厉害。他业务能力突出,半年就转了正,算盘打得飞快,心算比计算器还快。领导看他有前途,又愁他租房难,便把那套空置多年的房子收拾了一下,粉刷了墙壁,换了新窗帘,添了几件简单的家具,分给他住。
周志强不知道那房子以前出过事。他欢天喜地地搬了进去,觉得窗户朝南,采光好,院子虽然荒了,但自己可以种点菜。他买了两把扫帚,把院子里的枯枝败叶扫得干干净净,又去集市上买了一棵小石榴树,栽在老石榴树原来的位置上。他觉得自己运气好,在镇上站稳了脚跟。第二年,他娶了媳妇,叫王丽华,也是外乡人,圆脸,说话温温柔柔的,在镇卫生院当护士。婚后一年,生了个大胖小子,七斤六两,哭声震天。又过两年,生了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四个孩子,两男两女,和当年林国栋家的孩子性别、出生顺序一模一样。
起初,谁也没往那方面想。可渐渐地,周志强变了。
他先是说话的口音变了。他本是外县人,讲一口带土味儿的普通话,“四”和“十”永远分不清。可不知从哪天起,他开始说地道的本地方言,连语气词、骂人的话都跟本地人一个调,连“四”和“十”都分得清清楚楚。同事打趣他:“志强,你这话说得比我还土了。”他嘿嘿一笑,说“待久了就习惯了”。大家没在意。
可他的走路姿势也变了。以前周志强走路有点弓腰,步子慢,像怕踩死蚂蚁。现在他挺着胸,下巴微微扬起,步子又大又快,手臂甩得老高,像带着风。老员工越看越眼熟——那是林国栋的走法。接着是他的笑声,从低沉的“呵呵”变成了敞亮的“哈哈哈”,嘴巴张得很大,露出里面发黄的牙。他说话的方式也变了,变得自信,不容置疑,连训斥下属时那微微眯起眼睛的神态,都和林国栋如出一辙。开会的时候,他翘着二郎腿,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着,那节奏,那力度,一模一样。
有人私下开玩笑:“周志强是不是被林国栋附身了?”笑声很干,像风从树缝里穿过,没人接茬。可说话的人自己也知道,那笑到了嘴角就僵住了,嘴角往下撇,比哭还难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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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让人不安的是,周志强开始表现出惊人的工作能力。他拉来的存款像滚雪球一样,一笔接一笔,大客户排着队来找他。他放出的贷款笔笔回收,利息一分不差。他的业绩直线飙升,红色的箭头在报表上一路向上。领导高兴,一路提拔他当上了信贷部主任,然后是副行长。职位和林国栋当年一模一样,连办公室都换到了同一间——靠窗,能看到楼下的石狮子。他也开始收黑钱,搞权色交易,镇上的饭馆里常见他跟各种老板喝酒,喝到半夜,脸红脖子粗地从包厢里出来,嘴里叼着一根牙签,眯着眼,下巴微扬,像在检阅整条街。
他的妻子王丽华,和当年的赵秀英一样,发现了他的秘密。她在他的西装口袋里摸到一叠钞票,号码连号,崭新的,像刚从银行取出来。她又在他手机里翻到了短信,肉麻的字眼让她恶心。她闹过、哭过,甚至抱着孩子回了娘家。她在电话里哭着说:“他变了,不是以前那个人了。”可周志强来接她的时候,又变成了那个温柔的男人,给她披上外套,哄孩子,说“以后不会了”。她信了。他又去找了别的女人。和当年一样,也是一个年轻漂亮的售货员,在一家新开的商场卖化妆品,嘴唇涂得红红的,睫毛翘得像两把扇子。
小镇上的一些老人开始私下议论:“这是轮回啊,一模一样的事要再来一遍了。”他们坐在巷口的石墩上,摇着蒲扇,声音压得很低,像怕被什么人听见。有人去劝周志强搬家,他不听,说“我自己的房子,住得好好的”。有人去劝王丽华早点带孩子走,王丽华说“他能改”,说这话的时候眼睛看着窗外,眼神空空的,像在说服自己。只有一个人做了一件实在的事——王丽华的弟弟,偷偷在派出所备了案,说了自己姐姐家的情况。可警察说,没有犯罪事实,他们不能干涉。
一九九七年,又是一个七月,一个闷热的夜晚。空气又黏又重,像是回到了十四年前的那个晚上,连知了的叫声都一模一样。那天下午,有人看见周志强提着一兜菜回家,塑料袋里装着猪肉、豆腐和一把韭菜,还跟巷口卖西瓜的老刘打了招呼。老刘后来回忆,说他的脸色不好看,发青,嘴唇发紫,像是好几天没睡觉。晚上九点多,他家院子里传来几声尖叫,然后是重物倒地的闷响,再然后就安静了。邻居以为是夫妻吵架,骂了句“吵死人了”,翻了个身,继续睡了。
第二天一早,王丽华的同事打不通她电话,上门去找。门虚掩着,推开门,一股浓烈的血腥味扑面而来,混着农药刺鼻的化学气味。她低头看了一眼,当场晕了过去。她的后脑勺磕在门槛上,磕出了一个口子,可她什么都不知道了。
警察赶到时,现场和十四年前几乎完全一样。四个孩子倒在各自的床上,姿势、位置,甚至脸上的表情,都和照片里林国栋的孩子们一模一样。大儿子趴在床沿,手垂在地上;二女儿仰面朝天,眼睛半闭;三儿子蜷在墙角,膝盖缩在胸前;小女儿趴在床底下,半个身子露在外面。王丽华倒在厨房门口,脸朝下,手朝着客厅的方向伸着,身中十八刀,身上的睡衣是白底蓝花的,和林国栋的妻子当年穿的那件睡衣花色一模一样。周志强吊在主卧的门框上,换了一身干净的白衬衫,领口的扣子系得整整齐齐。脚下有白酒瓶和农药瓶。白酒是同一个牌子,农药瓶子上的标签已经褪色了,可瓶子的形状和大小,和十四年前那个一模一样。
老刑警陈卫国当年办过林国栋的案子,头发已经花白,手背上有了老年斑。他蹲下来,把当年的案卷照片从牛皮纸袋里抽出来,一张一张对比。孩子倒下的位置,王丽华倒下的位置,周志强上吊的位置,甚至连血溅在墙上的形状,都惊人地一致。他手里的照片滑落,飘在地上,照片上的血痕和眼前墙壁上的血痕重叠在一起,像两张透明的纸叠合了。他的手指开始发抖,香烟从指间滑落,烟头烫了他的裤腿,他浑然不觉。法医在周志强的胃里也检出了剧毒,和林国栋当年喝的是同一种农药——甲胺磷。那种农药在那年已经停产多年,镇上买不到,农业局的仓库里都没有存货。谁也不知道他那瓶药是从哪里来的。法医报告上有一行字,被水笔划掉了,听说上面写的是“无法解释毒物来源”。
案子结了。周志强畏罪自杀,杀妻灭子,动机是婚外情和经济问题。和十四年前的结论一模一样。那栋房子再一次被锁上了。这一次,门上钉了铁皮,窗户用砖头砌死了,门前的水泥地上长满了青苔。没有人再敢打开,连路过的人都绕道走。附近的人说,每到七月十六日的夜里,那栋房子会传出声音——孩子的哭声、女人的尖叫、男人含混的低语,还有一声沉重的闷响,像是什么东西撞在了地上。没有人敢去证实。
镇上的人说,那是林国栋的阴魂不散,等了十四年,终于等来了下一个住进那栋房子的人。它把周志强变成了另一个林国栋,让他走了同样的路,让他杀了同样的人,让他以同样的方式死去。就像放录像带,按下了重播键。它还要等下一个。
那栋房子现在还在。窗台上的灰积了厚厚一层,门上的封条被风吹日晒变成了白色,铁皮生了锈,砖缝里长出了野草。偶尔有外地来的年轻人路过,指着那栋房子问本地人:“这房子怎么没人住?”本地人要么摇头不语,加快脚步走开,要么说一句“住不得”,便再也不开口了。有人不信邪,说那不过是巧合,是周志强自己心理暗示出了问题,或者他本身就变态。可他们解释不了,为什么周志强会突然学会本地口音,为什么他会知道林国栋那些不为人知的细节——比如林国栋批贷款时喜欢先转三下笔,比如他喝茶只喝龙井,并且一定要用玻璃杯。周志强做这些事的时候,林国栋已经死了十四年。
为什么他的四个孩子会按照完全相同的顺序出生,连相隔的月份都一模一样?为什么他自杀的方式、使用的毒药,都和十四年前丝毫不差?为什么他换上干净的白衬衫,系好领口的扣子,然后才上吊?连这个细节都一模一样。唯一不同的,是那棵石榴树。周志强种的那棵,活着。每年秋天都挂满红彤彤的果子,沉甸甸地垂下来,像一张张咧开的嘴。
没有人知道,那个种树的人,到底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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