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谷从袖子里掏出一叠状纸:“这是今早有人塞进来的。”“有渔民告水师扣船索贿的,有海商告市舶司盘剥加税的,还有人说自己的船被西格利亚人的哨船劫了,报官半年没人理。”何明风接过状纸翻了翻。纸是粗纸,墨是淡墨,字迹歪歪扭扭,有些字是用闽南话的发音硬写出来的。他数了数,一共九份。“人还在外面?”“在,跪了一地。”何明风把状纸折好,塞进袖子里:“让他们去偏厅,一个一个说。”他转身往偏厅走去,白玉兰跟在后面。走到门口时,何明风忽然停住脚步,回头对钱谷说:“对了,你去告诉林昌,让他今天再去码头上转转,找几个跑过满剌加的老水手。”“不要通过市舶司,直接找。”钱谷点头,快步往外走。何明风走进偏厅,在书案后面坐下。白玉兰站在他身后。窗户开了一半,阳光从窗缝里斜射进来,照在书案上,把灰尘照成了金色的粉末。第一个进来的是一个老渔民。他约莫六十岁,脸上皱纹深得像刀刻的,两腮被海风吹得粗糙泛红,穿着一件补丁摞补丁的短褐,手里攥着一顶破草帽。他进门就跪下来磕头。“起来说话,”何明风说。老渔民站起来,不安地搓着手,眼睛不敢直视何明风,只是盯着地面。“你叫什么?哪里人?告什么?”“老汉张阿海,家住长乐县梅花所。”“告水师千户吴文魁扣押渔船,索要赎银。”“慢慢说。”张阿海咽了口唾沫:“老汉有一条渔船,在长乐近海打鱼。”“今年三月初八,老汉带着两个儿子出海,在闽江口外面遇上了水师的哨船。”“哨船上的兵说我们的船闯了海禁,把船扣了,鱼也收了,还要我们交二十两银子赎船。”“你们交了?”“借遍了亲戚,凑了十八两,他们才放船。”何明风在纸上记了几笔:“水师扣船的事,多不多?”张阿海说:“多了去了,梅花所、镇东卫、定海所,哪里的水师都干这个。”“说是查走私,其实就是讹钱。”“交不出银子,船就没收,人也抓去充夫。”何明风让他把吴文魁的姓名、驻地和索贿的细节都说了一遍,让书吏记下来,然后问他:“你知不知道西格利亚人的事?”张阿海愣了一下,然后猛点头:“知道知道,去年腊月,老汉在海上看到过他们的船。”“那种船,帆是软的,船身窄窄的,走得飞快。”“船上装着炮,炮口这么粗。”他用两只手比划了一下,把虎口撑到最大。“他们有没有上岸?”“没有,就在外洋巡着,像是在等什么。”何明风又问了几句,让他先回去等消息。张阿海千恩万谢地走了。接下来几个人的状纸,内容大同小异——都是告水师索贿、海匪劫掠、衙门不理。何明风一个一个听完,一个一个记下来。最后一个进来的是个年轻人,穿得稍微整齐些,绸袍上沾着几处油渍,看起来像个小商人。“小人姓许,许进宝,在泉州做南北货生意。”年轻人跪下行礼,说话利索,“小人来告的,是泉州水师营把总郑士通。”“郑把总不但扣船索贿,还私通番商。”何明风抬起头:“私通番商?有证据?”许进宝从怀里掏出一个油纸包,打开,里面是一本小册子:“这是小人记的账。”“今年正月到四月,郑把总的哨船一共出入泉州港十三次。每次都是夜里出去,凌晨回来。”“回来的时候船上的货不卸在码头上,而是直接运到城外的一个仓库里。”“小人亲眼见过,他们运的是西洋货——玻璃瓶、洋布、自鸣钟。”何明风接过账册翻看。许进宝的字虽然潦草,但日期、船只、货物数量都记得很详细。“这本账你先放我这里。”何明风把账册压在砚台下面,“你还有什么要说的?”许进宝犹豫了一下:“大人,小人还想说一句话。”“说。”“福州泉州这些水师,名义上是朝廷的兵,实际上是海匪的船。”“他们和西格利亚人有来往,不是一天两天了。”偏厅里安静了一会儿。窗外传来远处船厂里叮叮当当的敲击声,是铁匠在打船钉。何明风站起来,走到许进宝面前,看着他:“这些话你先烂在肚子里,不要再对任何人说。”“等我查实了,自然会处置,明白吗?”许进宝重重点头,退了出去。白玉兰靠在窗边,低声说:“大人,水师的事,要不要先查?”何明风望着窗外船厂的方向,那些半成品的战船在江面上排成一排,龙骨朝天,像一排巨大的鱼刺。“查,但不是现在。”“船没造好,兵没练成,查出结果也动不了,先记下来。”他把那叠状纸和许进宝的账册一起锁进书案下的铁皮箱子里,钥匙收进袖中。然后整了整衣冠,走出了偏厅。驿馆外面的日头已经升高了。福州城在阳光下慢慢苏醒过来,码头上传来脚夫们搬运木料的号子声,混着闽江里的船笛,被海风吹散在街巷之间。船厂那边的敲击声越来越密,像远处传来的战鼓。何明风翻身上马,白玉兰紧随其后。两个人沿着来时的路,朝船厂的方向驰去。春风从海上灌进闽江口,带着又咸又湿的气息,吹得他的袍角高高扬起,像一面被风鼓满的帆。:()本想混口饭,科举连中六元惊陛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