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旦四岁那年秋天,赵元庚做了一件让所有人都不解的事——他把胖丫送去了省城新式学堂。金凤差点跟他拼命。她跪在正堂门口哭了一整天,从“我就这一个女儿”哭到“你说过让我自己养她”,嗓子都哭哑了。赵元庚蹲下来,也不急,也不吼,只是轻声对她说:“省城的新式学堂,教国文、算术、地理、历史。老师是留洋回来的。我请人照顾她吃住,每过两个月派人接她回家一趟。你心疼,我也心疼。但现在不多学点本事,将来她拿什么在这个世道站住?”金凤愣愣地看着他,倒不哭了。她从没见过他这样耐心地跟任何人解释任何事——除了对五姨太。胖丫走的那天穿着新做的学生装,头发梳成了两条光溜溜的辫子,抱着金凤不撒手,哭得稀里哗啦。金凤背过身去抹眼泪,不说话。牛旦抱着姐姐的腿不撒手,被徐凤志硬拽开了。赵元庚蹲在胖丫面前,从兜里掏出一支钢笔递给她,钢笔是旧的,笔杆上有磨痕,是他用了多年的随身之物。他把钢笔别在她胸前的口袋里,只说了一句话:“给你了。好好写字,天天向上。”胖丫攥着校服衣角上的钢笔,吸着鼻子,用袖子抹了一把脸,跟着副官上了汽车。车子发动的时候,金凤忽然挣开丫鬟的搀扶,追到门口喊了一句:“每两个月回来一次!你爹说的!”然后蹲在门槛上捂着嘴,无声地哭了好一会儿。赵元庚站在大门口目送车子驶远,心里想的只有一件事。日本人的铁蹄已经在往南推了。最迟两三年,战火就会烧到晋陕。省城暂时还算安全,胖丫在那里读书,比待在县城安全。更重要的是,新式学堂里教的东西——三民主义、国民教育、爱国思想——这些是他在赵家大院里给不了她的。他必须让她在日本人来之前,长成一个知道“国”比“家”大的人,彻底斩断前世那条当汉奸的路。牛旦五岁那年春天,城里下了三天三夜的大雨。赵元庚的防御工事被冲垮了两段,他连着好几天泡在工地上,回府的时候已是深更半夜。徐凤志听见院门响,抬头从窗缝里往外看了一眼。他浑身湿透,军靴上糊满了泥,正站在廊下拧衣裳上的水。她犹豫了一下,打开门,把一碗热姜汤和一条干帕子放在门外的石阶上,然后关上门,隔着门板说了一句:“别进来。衣裳换了再进来。”赵元庚低头看着脚边那碗姜汤。碗底沉着两片厚姜,汤还冒着热气,显然是锅里一直煨着的。她没说“给你”,只是放在那里。关上门也没了那句冷冰冰的“你自己喝”,多了一句堵在门板后面的“衣裳换了再进来”。他在廊下换了干衣裳,蹲在石阶上喝了那碗姜汤。姜搁得太多,辣得他喉咙发热,喝完之后把碗轻轻放回石阶上。他靠着廊柱站了很久,雨声哗哗地打在芭蕉叶上——这是他两辈子听过的最好听的雨。牛旦五岁生辰那天,赵元庚在西跨院里陪孩子吹了一下午的纸风车。傍晚牛旦睡了,徐凤志叫住他,让他等一下。她进屋拿了一个布包出来,里面是一双纳好的布鞋。针脚匀称细密,和她五年前那件缝得歪七扭八的襁褓判若两人。她把鞋递给他,没有说“给你”,也没有抬眼看他,只是说:“试试。”赵元庚接了。他坐在石阶上脱了军靴,把布鞋套上。大小刚好。他在原地走了两步,回头看她——她还站在门口,背对着光,脸上的表情看不太清,但他能感觉到她在看。不是看鞋,是看他的脚。像是在确认尺码合不合,好决定下一双要不要改鞋样。他把布鞋脱下来,小心翼翼地放在石阶上,重新穿上军靴。他走到她跟前,抬起手,想去握她的手。她往后退了半步,但这个退不是躲闪的退,更近乎慢了半拍的收手,是在犹豫要不要让他握。他的手指碰到了她的指尖,她没来得及收,他便不放了。他们就这么面对面站着,中间隔着春雨后微湿的夜风。她没有抽手,也没有说话——只有牛旦在里屋翻了个身,含糊地叫了声“娘”。“我去看孩子。”她把手抽回来,转身进了屋。门在身后关上了。赵元庚站在门外,低头看着自己脚上那双布鞋,忽然笑了一下。五年了。从撞墙到姜汤,从绝食到布鞋,她一个字都没原谅他。那个“爱”字也还没到来的时候,但她给他生了儿子,给他纳了鞋,把姜汤放在他脚边。这些就是他这辈子所有的战利品。他收好了。牛旦七岁那年,赵元庚带他去军营,让他第一次摸了真枪。那是一把小号的驳壳枪,后坐力不大,适合孩子。他手把手教牛旦拆枪、装弹、瞄准。牛旦的手还小,握枪的姿势有些笨拙,但他很认真,瞄准的时候眼睛一眨不眨,脸绷得像一块石头。“你娘说,你长大了要护家。”赵元庚蹲在旁边说,“护家的第一条规矩——枪口永远不对着自己人。”,!“记住了。”牛旦点头,又问,“那对着谁?”赵元庚站起来,看着远处靶场尽头飘着的膏药旗靶子,目光凉凉的。“对着想闯进咱们家的人。”那天晚上回家,牛旦把今天学的东西一五一十告诉徐凤志。她听完沉默了很久,然后站起来走到柜子前,从抽屉最深处翻出那把她藏在衣裳底下的剪刀。她在灯下端详了好一会儿,把它重新放回了抽屉最深处。从今晚起,这把剪刀不再是对付赵元庚的武器,也不再是被她藏在身边随时准备同归于尽的最后防线。她把它放在那里,当一段旧日子的句号。那年冬天,从北平逃难来的学生路过县城,在城隍庙里讲东北沦陷的事。赵元庚让牛旦去听。七岁的牛旦坐在一群大人中间,听那个戴眼镜的学生讲九一八,讲东北军不战而退,讲日本人如何屠杀百姓。听到“有人不抗战”的时候,牛旦攥紧小拳头,牙咬得咯吱咯吱响。他站起来,在一群大人里个子最小,声音最大:“你们不打,我打!等我长大了,把鬼子全打出去!”回到家里,他在自己的床头贴了一张自己歪歪扭扭写的字条:精忠报国。那四个字写得不太好看,“忠”字的心底歪了,“国”字的框子缺了一角,是他自己拿毛笔写的。徐凤志半夜给他掖被子的时候看见了,站在床边看了很久。灯下她的表情看不分明,但她的手很轻很轻地抚过那四个字的墨迹,替他抻了抻被角。第二天一早院子里的丫鬟听见五姨太跟旅长在廊下拌嘴。她声音难得大了些:“他才七岁,你让他听那些?”“七岁不小了。我七岁在街上要饭。”赵元庚语气平静,“世道不会等他长大才变坏。”徐凤志没再说话。梁飞虎从东跨院方向大步走过来,边走边扣着腰间武装带,还没进院就扯开嗓子喊:“我教他打枪都行——你把他给我带几天,保准比跟你学得快!”赵元庚头也不回地回了句:“滚。”牛旦从屋里跑出来,抱着他爹的腿探出半个脑袋冲梁飞虎招手,嘴上什么都不叫,眼里却全是亮晶晶的期待。梁飞虎这些年一直住在赵家大院的东跨院。赵元庚给他的人编了一个独立营,名义上归赵元庚指挥,实际上还是梁飞虎自己带。梁飞虎服气的人一只手数得过来,徐凤志排第一个。不是因为她是女人,是因为她在宴席上敬过他一碗酒,喝得干脆利落,不扭捏不讨巧。他这辈子最敬的就是这种人。至于赵元庚——他是服气里掺着不服气,服他的本事,不服他的霸道。但打鬼子这件事上,两个人是一条心。牛旦八岁那年夏天,赵元庚把梁飞虎、张吉安和几个心腹叫到书房,摊开一张晋陕交界的地图。地图上标了七八条红线,全是日军可能南下的路线。每一条红线旁边都密密麻麻写着防御方案,有的地方写了三套。“今年年底之前,我要把防区的防御工事全部修完。”赵元庚指着地图上的一个山口说,“这里,修三层火力点。你负责。”梁飞虎抱着胳膊看了一会儿,点头:“行。”“还有一件事。”赵元庚指着地图上老虎山的位置,“我们之间的事,可以先放一放。先把日本人挡住。等打完仗,你要还跟我算旧账,我奉陪。”梁飞虎沉默片刻,忽然笑了一声:“旧账就不算了。打完仗你还活着的话,老子请你喝酒。你要是死了——”他瞥了一眼西跨院的方向,“老子替你守这一家子。你家那小子不错,将来是条好汉。”赵元庚没有说话。但他伸出手去,和梁飞虎握了一下。两只布满老茧的手攥在一起,指节发白。牛旦十岁那年,赵元庚开始教他看地图。不是学堂里挂的那种简图,是真正的军事地形图,等高线密得像指纹,每一个标高、每一条河流、每一座桥梁都标得清清楚楚。他教牛旦认等高线、算行军时间、判断伏击点。牛旦学得很快,有时候问出的问题让他爹都愣了一下——“如果敌人从这边绕过来,咱们弹药库不是正好被切断吗?”赵元庚看着儿子,认真答:“你说得对。明天去跟梁叔叔说,让他把弹药库挪个地方。”牛旦十岁那年冬天,徐凤志在灯下做针线,忽然抬头对赵元庚说了一句话:“你要是有一天死在战场上,我不给你收尸。”赵元庚正蹲在地上给牛旦修木头枪,闻言抬起头来。他看着她,没有生气,也没有笑,只是说了一句同样平静的回答:“要是我连死在战场上都不配,你就不用收。要是我打鬼子死了——你让牛旦来给我磕个头就行。”徐凤志低下头继续缝衣裳,不再说话。窗外冬风呼啸,她把针在头发里抿了一下,用力扎进粗布里,针尖穿过来的时候带出一声细响。牛旦十一岁那年,抗战全面爆发。赵元庚的部队被编入国军序列,他带着队伍上了前线。出发那天全城百姓都来送。徐凤志站在西跨院门口,没有去大门口。她听见远处传来军号声和马队嘶鸣,牛旦站在她身边,攥着拳头,眼睛望着他爹带队远去的方向,脸上没有哭,也没有说话,只是把那把木头枪别在腰间——他爹临走前给他削的新木头枪。她低头看着儿子,抬头看着远处腾起的烟尘,把一只手搭在儿子肩上。乱世来了,但她好像不再是一个人在扛了。她偏头看了看西跨院墙头那道她自己曾用指甲抠过痕迹的砖缝,又在心里好笑——笑自己如今连跑都懒得跑了。他走后的第三天,她的月事又迟了。她摸着自己的肚子,叹了口气,自言自语般说了一句:“赵元庚,你就是个祸害。”然后她坐下来,给自己倒了杯热水,又拿起了针线。窗外起了风沙,吹在窗纸上沙沙作响,橘猫从窗台上跳下来,又挨着她脚背趴了回去。:()综影视:白浅被挖眼前觉醒记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