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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课 圣西尔军校名人榜戴高乐（第2页）

6月1日，戴高乐就任总理，12月21日被选为法国总统，新宪法授予总统更多的权力，法国从此进入了第五共和国时期。

当时，法国军队陷入了阿尔及利亚战争的泥潭中，戴高乐决心甩掉这个包袱，允许阿尔及利亚独立。他采取全民表决的形式，让法国人民和阿尔及利亚人民决定是否赋予阿尔及利亚以自决权，结果70%以上的选民投了赞成票。这表明戴高乐的政策受到拥护。随后，

戴高乐制服了驻阿尔及利亚的法军高级将领的叛乱，避免了法国的内战，和平地完成了法属非洲的非殖民化。

军队中的一些极端分子不能饶恕戴高乐这种“抛弃我们的阿尔及利亚兄弟”的“出卖行为”，转入暴力和恐怖行动。后来至少发生了4起阴谋杀害戴高乐将军的事件，其中的两次已经付诸行动。一次是1961年9月8日晚上，当戴高乐乘车从巴黎返回科龙贝时，突然被一片火力网包围，幸好阴谋者埋设的90磅炸药没有爆炸，他的防弹车冲了过去。

另一次是1962年8月22日发生在戴高乐乘车前往库布莱镇军用机场的路上，路旁的两辆汽车卫兵突然射出数百发子弹，其中十几发子弹击中了戴高乐那辆坚固的雪铁龙防弹车，一颗子弹击破后窗，在离他头部几英寸的地方掠过。事后戴高乐回忆道：“令人难以置信的侥幸，我们谁都没有中弹，那就让戴高乐继续走自己的路，履行自己的职责吧。”

戴高乐连续当了两届（11年）总统。他把主要精力放在对外事务上。他一直反对美国对法国的控制，要求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内与美英同享决策权。这一要求遭到美国拒绝后，他撤销了北约对法国空军和舰队的指挥权，进而退出北约。迫使美国撤出在法国的驻军和基地。戴高乐反对大国核垄断政策，法国于1960年3月自己制造原子弹获得成功，并逐渐发展成为一支不容忽视的独立的核遏制力量。

戴高乐充分利用法国的否决权，把英国排斥在欧洲经济共同体之外，以便把欧洲经济共同体作为他外交政策的工具，并发展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势力。戴高乐主张东西方“缓和与合作”，出访苏联和东欧国家，开始与苏联和东欧国家进行贸易和文化交流。1964年1月，法国不顾美国和它的大多数盟国只承认台湾的国民党政府这一状况，宣布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戴高乐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法国不得不考虑这样的事实，在亚洲，没有中国的参加，就不能办成任何大事。

与外交相比，戴高乐在内政方面的作为就颇为逊色了。在重新执政的最初几年，他通过发行公债的办法，缓和了通货膨胀，稳定了货币；减少行政费用开支，提高商业税，解除官方对商业的控制，使国民生产总值逐年上升，国家的黄金和美元储备增加。随后，戴高乐抛出了一个又一个计划，想使法国的经济强大起来，但都没有成功。

到1967年情况急剧恶化。失业增长率急剧上升，工厂关闭或开工不足，工人和职员纷纷举行示威和罢工。1968年5月突然爆发了大规模的学生和工人运动，使戴高乐的威信急剧下降。翌年4月27日，戴高乐将地方区域改革方案和参议院改革方案交给公民投票表决，想以此获得选民的支持，结果使他大失所望，有52%的选民反对他的改革方案。戴高乐当即宣布下野，发表了一个简短的声明：“我将停止执行共和国总统的职务。这个决定自今日中午生效。”

79岁的戴高乐下野以后，拒绝享受离任总统的薪俸和住房，只带走了两个常年使用的书柜，还按新书柜付了款。他又回到了科龙贝家中写回忆录，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建立他这座最后的文字纪念碑上。所以说，戴高乐才是真正的功成不居。村民经常可以看到戴高乐在村边散步，默默地回首往事，看上去心情是那样的抑郁。

戴高乐没能把回忆录写完，于1970年11月9日因心脏病猝然逝世。蓬皮杜总统于次日向法国人民发表广播讲话：戴高乐将军逝世了，法国失去了亲人。

1940年，戴高乐将军拯救了我们的荣誉。1944年，他领导我们走向解放和胜利。1958年，他把我们从内战的威胁中救了出来，他使今天的法国有了自己的制度、独立和国际地位……让我们向法国保证，我们决不辜负我们所得到的教诲，愿戴高乐将军永远活在全国人民的心中。

戴高乐主义

1958年开始，正是这样一个以戴高乐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法国，使得所有在战时同戴高乐打过交道的盟国都忐忑不安。戴高乐领导下的法国认为，1958年的世界局势与战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立时已大不相同了。

第一，战后初期由于欧洲国家自身力量的削弱，整个西方都害怕苏联进一步向西欧扩张势力，而西欧国家单凭自己的力量不足以阻挡苏联可能的军事进攻。于是，美国在欧洲的存在和帮助就成为必要的依靠了，马歇尔计划和北大西洋公约是这种局势的必然产物。10年以后的今天，苏联进攻西欧的可能性已经不存在了。因为西方国家已经发展强大起来，苏联的共产主义在发展起来的西方社会已没有什么吸引力，更何况在他控制的地区麻烦已经不少。与其说苏联担心欧洲，不如说它更关注亚洲的中国。

第二，对国家安全起保证作用的手段也大不一样了。战后初期，只有美国拥有原子弹，所以欧洲盟国觉得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是个保障。可现在，苏联同样拥有摧毁对方的手段。根据两次世界大战美国迟迟不愿出兵欧洲的历史经验，不能设想美国会冒自己被摧毁的风险用核武器来保护欧洲。相反，美苏为了自己的利益，却完全可能在他们控制的地区使用核武器。

“既然保护作用令人怀疑，为什么还要把自己的命运托付给保护者呢?"第三，如果说战后初期西欧国家对美国的依赖是有益的话，它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美国有权支配盟国，控制盟国的防务、政治甚至领土的结果，使西欧国家屈服于它。可是，现在西欧国家，特别是法国的“国际作用已经发生了某种变化”，它要求独立自主，要求掌握威慑敌人的现代化军事手段来实现自己的安全。

正是在这种对客观局势分析的基础上，戴高乐为法国拟定了行动计划。他说道：因此我计划使法国脱离美国指挥下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军事一体化机构，当然不是脱离仍可作为最后预防手段的大西洋联盟；同东方集团中的每个国家，首先是俄国，建立旨在缓和的关系，接着是谅解和合作关系；一旦时机成熟，同中国也是如此；最后，要建立一支独立核力量，使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在不受回击的情况下进攻我们。但是，这条道路我要一步一步地走下去，每个阶段都要与总的发展趋势相适应，还要注意不要伤及法国传统的友谊。

1958年9月17日，戴高乐以法国政府首脑的身份给艾森豪威尔总统和麦克米伦首相写了一份备忘录，正式以外交途径向美英两国阐述了法国的立场。在这份9月24日发出的备忘录里，戴高乐明确要求改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机构，建立一个由美英法三国组成的领导机构，而且法国政府认为这个机构是不可缺少的，否则法国将不参加任何发展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工作，或者将依照这个公约的第12条，保留要求修改公约或者退出该组织的权利。在美英拒绝了法国的要求之后，戴高乐一步不让地按计划行事了。

1959年3月，法国宣布，法国地中海舰队不再受北约军事一体化机构指挥。6月，法国拒绝在自己的国土上储存美国核武器，美国被迫将驻法国的核轰炸机撤往英国和当时的联邦德国。1960年2月，法国试爆原子弹成功。5月，法国拒绝将空防系统纳入北约军事一体化。1961年5月肯尼迪访法期间，提出将美国配备“北极星”导弹的核潜艇调派北约，以换取法国停止核试验，遭到拒绝。1963年1月，戴高乐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拒绝参加1962年年底美英“拿骚会谈”建议组建的北约“多边核力量”，认为把法国的军事手段并入受外国人指挥的多边核力量，与法国的防务政策原则背道而驰。

6月，法国宣布法国大西洋舰队在战时不再“自动”归北约指挥，并收回北约对法国飞机中队的指挥权。8月，法国同中国一起，抵制了美英苏三国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戴高乐认为，如果同意美苏永远垄断核武器，“将使世界上又建立起新的霸权”。1964年至1965年，法国撤回了在北约海军司令部任职的军官，拒绝参加北约军事演习。1966年10月，法国宣布退出北约军事委员会，只留下一个联络使团。北约理事会及其机构和设施，在法国规定并不肯更改的期限内，从巴黎迁往布鲁塞尔。

法国在戴高乐主义的指导下针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核垄断发起的冲击，显而易见，主要是针对美国而来的。因为在戴高乐看来，由于美国的盟主地位以及它所奉行的霸权政策，法国在联盟中有一种压抑感。在现有的联盟内部关系下，法国要实现戴高乐主义的目标和理想，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美国的盟主地位、美国的霸道，已成了法国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争取大国地位的主要障碍。法国只有冲破这种束缚，才有可能顺利推行戴高乐主义。

法国当时对苏联的政策，也从另一个方面反映出在上个世纪60年代，戴高乐主义反对霸权、要求独立自主于美国的愿望。

在戴高乐看来，苏联同美国一样都是霸权国家，认为这两个大国的实力、对立和争霸威胁着全世界。在戴高乐主义的所有经典中，都没有改变苏联是“共产主义的极权专制国家”，它的本质是扩张的，是西方“自由世界”的共同敌人这个看法。也正是因为如此，法国只能归属于西方阵营，它始终是这个联盟中的一员。

在东西方对垒的关键时刻，比如1958年开始的柏林危机和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法国坚定地同盟国站在一起。但是形势毕竟发生了变化，苏联也在变化。在戴高乐眼里，从结构上看，东方阵营内部已经出现了不和甚至裂痕；从思想上讲，苏联也在寻求和平、避免战争。问题在于，世界和平、避免战争的结果不能靠美苏两个大国来实现，如果仅由它们来主宰世界，只会给世界带来更大的危险。每个国家都应当发挥自己的作用，特别是法国，更应该发挥“积极的作用”。

在对苏政策中，戴高乐主义最具有实质性意义的是，首先，任何涉及东西方关系的国际大事，法国决不让它成为只是美苏之间的问题，它应当也是法国的问题。要实现戴高乐主义的理想，就必须打破来自两个超级大国主宰世界事务的局面，而最直接的阻力来自美国，因此，同东方国家发展关系，不仅打破了这种一统局面，显示了法国的世界性作用，而且有可能从苏联获得直接或间接的支持，增强同美国闹独立的筹码；接着，法国要起世界大国的作用，首先要在欧洲站住脚跟，要在西欧起领导作用。

这就有必要在国际重大问题上特别是欧洲问题上先同苏联打交道，寻求共同语言和合作可能。如果不改善同苏联的关系，欧洲问题不可能得到解决，法国也不可能在欧洲谋求自己的地位。法国完全可以单独地，而不是跟在美国的后面，推行同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政策，即戴高乐提出的“缓和、谅解和合作”三原则。

正是这一开创性的政策，为后来联邦德国的“新东方政策”起了表率作用。在这一政策指导下，在法国与美国闹得最凶的1966年，戴高乐正式访问了苏联，在法苏关系史上掀起了一个小**。

苏联人当然乐意看到对手阵营里出现“窝里反”，但在苏联人的眼里，绝不可能像戴高乐那样将戴高乐主义看得那么高，法国不可能取代美国的地位，苏联的主要对手只能是美国。1968年8月20日，以苏联为首的华沙条约国家军事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无疑给戴高乐主义的“缓和、谅解和合作”政策注射了一支清醒剂，提醒他对苏合作是有限度的，在美苏对峙的两极格局下，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仍然是国际关系走向的决定因素。

不管人们如何评价戴高乐对待欧洲建设的态度，许多人都承认戴高乐有一个“欧洲观”。戴高乐的“欧洲观”，是戴高乐为法国制定的对外政策思想和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就是戴高乐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和分析，也不能脱离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争取法国的大国地位这个实质性主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以欧洲联合为核心的欧洲建设，在从未有过的声势推动下，成为欧洲各国政治家讨论和实践的政治运动。在这场运动中，围绕欧洲建设的道路问题，出现了联邦主义和邦联主义两大主张。联邦主义者认为，欧洲的不和与冲突，源出于民族国家这种传统组织形式引发的利益冲突。因此，应当逐渐放弃民族国家这种形式，建立一个凌驾于民族国家之上的一体化的超国家权力机构，以实现和保障和平与发展。凡是参加这种组织的欧洲国家，都要逐步地出让自己的主权。

邦联主义者认为，民族国家是客观存在，各个国家有着自己的具体情况和特殊利益，这些情况和特殊利益不可能因为出让主权就不复存在。因此，他们认为欧洲建设的道路不是成立欧洲联邦，而是在主权国家之间进行邦联式的联合。

早在1944年3月，戴高乐在阿尔及尔的协商会议上就谈过战后欧洲建设问题。他认为，为了实现战后欧洲大陆的均衡，有必要组建一些集团，“但不应当损害每个成员国的主权”，如果法国参加这样一个集团，他认为一定能够做出巨大贡献。在战后，戴高乐反对建设一体化和超国家式的欧洲联邦，主张建立一个坚持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邦联式的“各国的欧洲”。

在1958年重新执政之前，戴高乐就坚决反对“欧洲煤钢共同体”和“欧洲防务共同体”计划。他将这两个计划指责成“一堆碎煤烂钢”、“一个骗局”、“假象”。超国家机构在他眼里成了“怪物”、“机器人”。在他看来，凡属超国家的一体化机构，都是要法国放弃自己民族的特性，放弃国家的主权，并溶化在一个更大的集体中，这是与戴高乐主义的指导原则和实践绝对不相容的。

1958年重新执政后，戴高乐就不再是以一个在野的政治家身份，站在一边对超国家的一体化评头论足了，而是以一个执政者的身份行使权力，开始全面推行戴高乐主义的欧洲观了。当然，法国并不是反对欧洲建设。戴高乐主张的是建设一个欧洲邦联。最能代表戴高乐主义关于欧洲建设观点的，是1962年5月15日戴高乐在记者招待会上的一段讲话：

“尽管有人总认为我说过‘各国的欧洲’，但我从来没有在任何声明中说过，可能你们会感到奇怪。当然，我可以肯定地说，我决不否认自己的看法。相反，我比任何时候都更坚持自己的看法。如果欧洲不包括法国人的法国，德国人的德国以及意大利人的意大利，我不相信这个欧洲还能有什么存在的现实性。

但丁、歌德和夏多布里昂是欧洲人，也正因为他们是杰出的意大利人、德国人和法国人。如果他们是无国籍者，如果他们的思维方法和写作，是用的某种统一的‘世界语’，那他们对欧洲就不会有多大贡献。

所以说，祖国是一个有情感的名词，而建设欧洲是要以能行动、有权力、负责任的因素为基础的。具有这种因素的基础是什么呢?当然就是国家!因为只有国家在这方面才是有效的、合法的，而且有能力去实施欧洲建设。我已经说过，我还要重复，在当前，除了由各个国家组成的欧洲之外，没有，也不可能有别的欧洲。除此之外都是些神话、空想和空谈。”

戴高乐在欧洲建设中反对超国家的一体化的欧洲联邦，主张建立一个保持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各国之间合作的欧洲邦联，是戴高乐主义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这个思想在欧洲观中的直接反映。一方面，戴高乐追求的是法国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要在世界上发挥伟大的作用，法兰西民族和国家在世界上应有大国的地位，它不能被封闭在一个超国家的欧洲联邦内。另一方面，戴高乐担忧的是，如果放弃主权，欧洲国家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从属于这个机构之外的国家。毫无疑问，他担心的是美国。正是出于这种担心，戴高乐不仅坚决反对超国家的一体化，而且明确提出要建设一个“欧洲人的欧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