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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劳里斯顿花园谜案（第2页）

我本以为，夏洛克·福尔摩斯会立刻进入室内，一头扎入疑案分析工作中。但看他那神态，并不是这么回事。他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在那种情况下，我觉得他这是有点矫情。只见他在人行道上来回踱着步，表情茫然地俯视地面，然后仰望天空，继而平视着正对面的住宅和那一排栅栏。仔细地察看了一通之后，他便缓慢地沿着小径走，准确地说，应该是顺着小径边缘的草地走，眼睛一直盯着地面。其间他停下了两次脚步，有一次我看见他露出了微笑，听见他发出了满意的惊叹声。潮湿的泥地上有许多脚印。但是，警察在上面来回走过多次了，我真看不出福尔摩斯还能从中发现点什么。不过，我很清楚，他有敏锐的洞察力，因此坚信他一定能发现许多我所不能发现的东西。

到了房子的门口时，我们遇上了一位男士，他身材高大，脸色白净，头发淡黄。他手里拿着一个记事本，急忙迎上前来热情地握住我同伴的手。“您能来真是太好了，”他说，“我已吩咐过，任何东西都不能动。”

“除了那儿！”我同伴回答说，指着那条小径，“即便是有一群野牛在上面踩过了，也不至于比那更加糟糕凌乱啊。不过，毫无疑问，您一定是有了结论了，格雷格森，否则不会允许他们这么干的。”

“室内有很多事情够我忙的，”警探说着，闪烁其词，“我同事莱斯特雷德先生在这儿，外面的事情我可指望着他负责呢。”

福尔摩斯瞥了我一眼，讥讽地扬了扬眉头。“有了您和莱斯特雷德这样的能手坐镇现场，别人到场也不会有什么新发现啊。”他说。

格雷格森搓了搓双手，自鸣得意。“我认为，能够做的我们都做了，”他回答说，“不过，这是一桩诡异离奇的案件，我知道，这正对您的胃口呢。”

“您不是乘马车来的吗？”夏洛克·福尔摩斯问。

“不是，先生。”

“莱斯特雷德也不是吗？”

“不是，先生。”

“那我们去看看那个房间吧。”他冷不防地冒出了一句，随即大步走进室内，格雷格森跟在后面，一脸的惊讶。

一条很短的过道，没有铺上地毯，满是灰尘，直通厨房和杂物间。过道左右两侧各有一扇门。其中有一扇显然关闭了许多个星期。另一扇通向餐厅，扑朔迷离的案件就发生在那儿。福尔摩斯走了进去，我跟在他后面，心里充满了面对死亡现场所引起的压抑感。

这是个正方形的大房间，里面没有任何家具，显得很宽敞。墙壁上糊着花里胡哨的墙纸，俗不可耐，甚至有些地方长出了大块霉斑。许多地方的墙纸已经大片剥落，露出了里面发黄的灰泥。正对着房门的是一个张扬醒目的壁炉，炉框是白色仿大理石做成的，炉台一端立着一截红蜡烛。仅有的一扇窗户肮脏不堪，室内光线昏暗，给里面的一切抹上了一层晦暗阴郁的色彩，而厚厚的灰尘则更加重了这一色彩。

上述所有细节是我后来注意到的。我眼下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那具尸体上，孤零零的，满目狰狞，一动不动。死者四十三四岁的样子，中等身材，肩膀很宽，一头黑色鬈发，脸上有着胡楂儿，上身穿厚粗绒大衣，里面是件马甲，领子和袖口干干净净，下身穿着浅色的裤子。尸体旁的地板上有一顶整洁的礼帽。死者生前似乎有过一番痛苦的挣扎：他双手紧攥着，双臂向外伸展，双腿交叉着，僵硬的脸上露出惊恐的神情。我想，这应该是一种愤恨的表情，活人的脸上不可能看到这样的表情。

莱斯特雷德一如既往，还是那么瘦削，一副侦探的派头。他站在门口，向同伴和我打招呼。

“本案会引起轰动啊，先生，”他说，“我也不算是生手了，还真没有见过这样的案件呢。”

“毫无线索吗？”格雷格森问。

“一点也没有。”莱斯特雷德随口回答。

福尔摩斯走近尸体，蹲下来专心致志地查看起来。“你们肯定尸体上没有伤痕吗？”他问了一句，手指着四周呈现的血迹。

“肯定！”两位侦探齐声回答说。

“那么，当然，这些血迹是另一个人留下的。如果这是一起凶杀案的话，那人有可能就是凶手。本案让我想起了1834年发生在乌得勒支市[42]的一桩案件中范·杨森死亡的情形。您记得那桩案件吗，格雷格森？”

“不记得了，先生。”

“看看记载吧——您真的应该去看看。阳光底下没有什么新鲜玩意儿，都是先前出现过的[43]。”

福尔摩斯说话的当口儿，他那灵巧的手指四处移动着，这儿，那儿，到处，摸一摸，按一按，解开死者衣扣，仔细观察，如同我先前注意到的那样，他的目光依旧若即若离。检查工作进行得非常之快，旁人几乎想象不到，他的检查其实非常精细。最后，他闻了闻死者的嘴唇，接着还瞥了一眼死者漆革靴子的底部。

“尸体完全没有移动过吧？”他问。

“只是经过了必要的检查而已。”

“现在可以把尸体送去殡仪馆了，”他说，“没有什么可查的了。”

格雷格森已经安排好了一副担架和四个抬担架的人。在他的召唤下，那些人进入房间，无名死者被抬了出去。他们抬起尸体时，一枚戒指叮当一声滚落在地板上。莱斯特雷德一把从地上抓起戒指，迷惑不解地盯着看。

“有个女人到过这儿，”他大声说，“这是一枚女式婚戒。”

说着，他把戒指放在手掌上递给在场的人看。我们都围上去看。毫无疑问，这枚足金戒指曾经戴在一位新娘的手指上。

“案情更加复杂了，”格雷格森说，“天知道，案情先前就够复杂的。”

“您肯定这枚戒指没有使案情简单明了吗？”福尔摩斯说，“盯着看它是得不出什么结论来的。你们在死者的衣服口袋里发现了些什么呢？”

“找到的东西全在这儿呢，”格雷格森说，指了指放在楼梯底层台阶上的一堆凌乱的东西，“一块由伦敦巴罗公司制造的金表，编号为97163；一条阿尔伯特金表链[44]，粗重结实；一枚金戒指，上面刻有共济会标志；一枚金别针，呈虎头狗头部形状，狗眼睛由两颗红宝石镶成；一个俄制名片夹，名片上印有克利夫兰的伊诺克·J。德雷伯字样，与死者衣袖上绣着的E。J。D三个缩写字母相吻合。没有钱包，只有些零钱，总共七英镑十三先令。一本薄伽丘[45]的袖珍版小说《十日谈》，扉页上写有约瑟夫·斯坦格森的名字。还发现两封信，一封是写给德雷伯的，另一封是写给约瑟夫·斯坦格森的。”

“寄到什么地方的？”

“斯特兰德大街的美国交易所，信是留交收信人自取。两封信都是从盖恩轮船公司寄来的，信中提及他们的轮船已从利物浦起航。可见，不幸的人正要准备回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