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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兰奇宅邸惨案1（第5页）

“给他一支雪茄吧，”福尔摩斯说，“把烟抽了吧，克洛克尔船长，不必过于激动。如果我认为您是个平常的罪犯，我就不会坐在这儿和您一块儿抽烟了，这一点您应该肯定。坦率地把事情说给我听，说不定我们还能帮上点忙。如果您和我玩什么花样，那我就会把您给毁掉的。”

“您希望我做什么呢？”

“把昨天晚上发生在格兰奇宅邸的事情全部告诉我——是真实的情况，听好了，不要添油加醋，也不要遗漏细节。我已经对事情了如指掌了，您如果稍有偏差，我只要对着窗户一吹警笛，事情就不是我所能掌控的了。”

船长思忖了片刻，一只被太阳晒黑的大手猛拍了一下自己的腿。

“那我就顺其自然吧，”他大声说，“我相信您是个说话算话的人，是个正人君子，那我就把整个事情的经过全都告诉您。但是，有件事情我要说在前头，就我个人而言，我没有什么可后悔的，也没有什么可害怕的，就算一切重来，我也还是会这样做并引以为傲。那个该死的畜生，就算他像猫一样有九条命，也不够我杀的！只是那位夫人，玛丽——玛丽·弗雷泽——我绝不会用那个可恶的称谓来称呼她。当我想到把她拖入困境时，我愿意用自己的性命来换取她可爱的脸上的一丝微笑。正是因为这个事情弄得我深感内疚。然而——然而——我还能有别的什么办法吗？我把情况全部告诉你们吧，先生们，然后，男人当着男人的面，问一问你们，我还能有别的什么办法吗？

“接下来一次我从海上回来时，听说她结婚了。是啊，她为何不应该嫁个自己喜欢的男人呢？头衔和金钱——有谁比她更加有权利享受它们呢？她生来就应该享受一切美好和高贵的东西。我并没有因为她结婚了而痛苦难受，我不是那种自私自利的人。她感到很高兴，因为她交上好运了，她总算没有投入一个一文不名的穷水手的怀抱。我就是以这样的方式爱着玛丽·弗雷泽的。

“是啊，我压根儿没有想到还能再见到她，但是，上次出海归来后，我得到了晋升，而新船又尚未下海，因此，我只好和我的手下员工一道在锡德纳姆等待了几个月。一天，我外出走在乡间小路上，碰到了她的女仆特丽莎·赖特，特丽莎告诉了我有关她的情况、有关他的情况，关于方方面面的事情。我告诉你们，先生们，特丽莎的话几乎使我疯狂了。那个酒鬼竟然敢对玛丽动手，他连给玛丽舔靴子都不配！我后来又遇到了特丽莎，再后来，见到了玛丽本人——见了不止一次，再后来，她不愿见我了。但是，前几天，我得到通知说，一个星期之后就要出海。我决定出发前再见她一次。特丽莎是我真正的朋友，因为她和我一样，也是深爱着玛丽，而痛恨那条恶棍。我从她那儿知道了如何进入玛丽家。晚上，玛丽常常在楼下自己的房间里挑灯夜读。我昨晚悄悄溜进她家，爬到了窗户边，开始时，她不肯给我开窗，但是，我知道，她在内心深处已经深深地爱上我了，室外天寒地冻的，她不忍心让我留在外面。她轻声细语地告诉我，要我绕到前面的那扇大窗户边。之后我发现自己面前的窗户打开了，可以进入餐室。她的话又让我热血沸腾，我又开始诅咒那个虐待我深爱着的女人的禽兽。是啊，先生们，上帝可以做证，他像个疯子一样冲进餐室，用男人能够说得出口的最最难听的话骂她，并且用手杖朝着她打了过去，但是，我和她只是在窗户边站着，清清白白。于是我便跃起身子绰起拨火棍，我们两个人便打起来了。看看这儿，我的手臂上，他一开始就打在这儿，后来轮到我反击了，我像捣烂南瓜似的把他打了个稀巴烂。你们觉得我会后悔吗？我决不后悔！不是他死，就是我亡。但远远不是这么回事呢，他不死，她就会死，而我怎么能够把她置于一个疯子的控制之下啊？我就是这样把他给杀了的。我错了吗？那行，那么，我问你们，如果换了是你们会怎么做呢？

福尔摩斯一言不发，抽了好一阵子烟。然后，他走过来，握着我们客人的手。

“我也是这么想的来着，”他说，“我知道您说的每句话都是实话，因为您说的我都知道了。除了杂技演员和水手，没有人可以站在托架上够着拉铃绳，但是，只有水手能够打出椅子上的那种结。而布拉肯斯塔尔夫人只跟水手接触过一次，就是在她来英国的旅途中，而且这人跟她是一边的，因为她在竭力袒护着他，同时说明，她爱他。您看吧，一旦我发现了线索，要抓您简直是易如反掌。”

“我以为警察永远识破不了我们的妙计的。”

“警察确实没有识破，而且我确信，他们将来也不会识破。您看吧，克洛克尔船长，这件事很严重。但是我愿意相信，是因为对方的极度挑衅，您忍无可忍了才采取行动的。我不知道，您这算不算正当防卫。当然，这是英国陪审团的事。同时，我真的非常同情您。您如果在二十四小时内离开本市，我保证没人会阻拦您。”

“然后，真相就全部公开了吗？”

“当然公开了。”

水手气得满脸通红。

“面对着一个男人，这都提的是什么建议啊？我还是懂点法律的，知道玛丽会被当作同案犯抓起来的。您以为我会自己溜走，而把她一个人留下来面对审讯吗？不会的，先生，他们想把我怎样都行，但是，看在上帝的分儿上，福尔摩斯先生，请您一定要想办法让可怜的玛丽免受审判。”

福尔摩斯再次握住了水手的手。

“我刚刚只是在考验您啊，而您每次都经受住了考验。行了，让我来承担这份责任吧，我已经暗示过霍普金斯了，他如果不能反应过来，我也爱莫能助了。克洛克尔船长，您看，我们这样按法律来走走过场，您是犯人。华生，你是英国陪审团成员，我从未见过像你这么适合做陪审团成员的人了。我是法官[21]。那么，陪审团的成员先生，您已经听到过证词了，您觉得犯人有罪还是无罪？”

“民众之声乃上帝之声[22]。克洛克尔船长，您被无罪释放了。只要法律没有让别人成为受害者，您在我这儿就平安无事了。一年后再回来找布拉肯斯塔尔夫人吧，但愿她的未来和您的未来能证明，我们今晚的判决是正确的。”

注释：

[1]本故事于1904年9月和1904年12月分别发表在英国的《河岸》杂志和美国的《科利尔》杂志上，案件发生在1897年冬天。

[2]此语原文为“Thegameisafoot。”典出威廉·莎士比亚的剧作《亨利五世》第三幕第一场，国王向着攻打法国城市的士兵们喊话：“我看得出你们站在这里，就像被皮带勒住的猎犬一样，都在极度紧张地等待出击。现在猎物走动了，勇往直前，冲吧。”（朱生豪译文）其中的“game”一词可以理解为“游戏、猎物、狩猎”等。

[3]肯特郡（Kent）是英格兰的一个郡，位于伦敦东南，首府是梅德斯通，与东苏塞克斯郡、萨里郡和伦敦相邻，与苏塞克斯隔泰晤士河口相望。隔多佛尔海峡与法国相望。有“英格兰的花园”的美称。

[4]关于这种表达方式，参见《橄榄球队中卫失踪之谜》中的注释。

[5]实际上，本系列故事中只收录了三桩斯坦利·霍普金斯参与侦破的案件，另外两桩是《黑彼得案》和《金边夹鼻眼镜之谜》。如果按照前面的说法，至少应该有七桩才对。

[6]福尔摩斯常常用揶揄的口吻拿华生开涮，比如说他叙述案件时老爱妙笔生花，夸大其词，使侦案工作成了故事，背离了其科学的属性等，但实际上，这是表达其幽默感的一种方式，他们两人是真正的诤友，情谊深厚，可谓肝胆相照。

[7]奇斯尔赫斯特（Chislehurst）是肯特郡的一个区域，离伦敦二十公里。

[8]帕拉第奥（AndreaPalladio，1508—1580）是意大利著名的建筑师，领导了古典建筑风格的复兴，尤其提倡比例和谐布局对称的古罗马理想建筑风格，设计过许多别墅、宫殿和教堂，其中的代表作是威尼斯的圣乔治教堂。

[9]这种式样的建筑在《福尔摩斯探案全集》中很典型，多处描述到宅邸的一翼是新建的。

[10]刘易舍姆（Lewisham）和锡德纳姆（Sydenham）是伦敦南部挨得很近的两处地方。

[11]按照中医的说法，醋具有活血化瘀的作用。

[12]按照英国当时的法律，离婚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而且《离婚法》中的相关条文对女方极不公平，男性可以在妻子有外遇的情况下提出与其离婚，而女性则必须附带一项条件，即有通奸行为的丈夫必须对她构成身体上的暴力伤害之后，她才可以提出离婚。

[13]备膳间（bulter’spantry）是指介于餐室和厨房之间的房间。

[15]从男爵（Baro）是排在英国五大世袭爵位之后的最低级。英国皇族和贵族的五大爵位（peerages）及其与之相对应的女性称谓是：公爵Duke（Duchess）、侯爵Marquis（Maress）、伯爵Earl（tess）、子爵Vist（Vistess）、男爵Baron（Baroness）。关于贵族的情况，亦参见《单身贵族案》和《巴斯克维尔的猎犬》第四章中的注释。

[16]根据《三个大学生》中的描述，福尔摩斯的身高为六英尺。

[17]滑铁卢（Waterloo）是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以南大约二十公里处的一座小镇。同许多欧洲小镇一样，滑铁卢镇古朴而宁静，并无太多的特别之处，但其名字却是响彻世界，常常被人们挂在嘴边，说起某人在某场官司或某场比赛中遭到失败时，就会说某某遭遇了滑铁卢。1815年，拿破仑率领法军在此与英国、普鲁士联军展开激战，法军惨败。随后，拿破仑以退位结束了其政治生涯。滑铁卢因此用来比喻惨痛的失败。

[18]马伦戈（Marengo）是意大利西北部的一个镇，1800年，拿破仑率领法军在此与奥地利军队展开激战，击败并俘虏了奥军，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从而使意大利再次置于法国的统治之下。

[19]女帽饰针（hatpin）是指旧时女性用以别帽于发的长别针。

[20]苏伊士运河（Suezal）是亚洲与非洲间的分界线，也是亚非与欧洲间最直接的水上通道，运河西面是尼罗河低洼三角洲，东面较高，是高低不平且干旱的西奈半岛，全长一百九十公里。运河于1869年修筑通航，提供了从欧洲至印度洋和西太平洋附近土地的最近的航线，是世界上使用最频繁的航线之一。

[21]这个场景在《三位大学生》中也出现了，福尔摩斯当时说：“如果不想让事情张扬出去，那我们就自己给自己授予一定的权力，自己组建一个小型的私人法庭。”

[22]此语原文为拉丁文（Voxpopuli，voxDei）。英格兰约克的神学家兼学者阿尔昆（732？—804）曾为加洛林王朝的“文艺复兴”和中世纪拉丁文的规范做出了杰出贡献，他在给查理曼大帝（e，742—814）的信中对这句话表示了怀疑，“那些常把‘民众之声乃上帝之声’挂在嘴边的人的话不值得听信，因为民众的喧嚣总是接近疯狂的”。这被认为是第一次提到了这句名言。自14世纪的英国诗人约翰·高尔（JohnGower，1325？—1408）起，便不断有人引用这句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