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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夏洛克福尔摩斯陈述情况（第3页）

“乔纳森·怀尔德不是侦探，也不是小说中的人物，而是个飞天大盗，生活在上个世纪——18世纪50年代的样子[23]。”

“那他对我而言毫无用处，我是个讲求实际的人。”

“麦克先生，一个人一生中所做的最实际的事情就是，把自己关上三个月，每天看十二个小时的犯罪史。样样事情都是循环往复的——连莫里亚蒂教授都是如此。乔纳森·怀尔德是伦敦罪犯们的幕后力量，他把自己的智慧和自己的组织出卖给他们，从中收取百分之十五的佣金。旧轮转动，同一根车轴，过去发生过的事情还会重来的。我来告诉您有关莫里亚蒂的一两件事情，您或许会感兴趣的。”

“那就说来听听吧。”

“我碰巧知道谁是这个链条中的第一个环节——链条的一端是那位罪大恶极的人物，另一端是上百位散兵游勇式的打手、扒手、诈骗犯和赌博场上的黑手。他们罪行累累，无恶不作。莫里亚蒂的参谋长是塞巴斯蒂安·莫兰上校[24]，和他一样，独来独往却受到保护，法律奈何不了他。您知道他付给莫兰上校多少钱吗？”

“愿闻其详。”

“一年六千英镑。您知道的，那是出点子的报酬——此乃美国商业原则，我也是偶然知道这一细节的。这可比首相拿的报酬还要多啊，您可以由此想到莫里亚蒂的收入是多少，也可以知道他的活动范围有多大。另外还有一点，我最近有意去摸清了莫里亚蒂的支票情况——那只是他日常支付家用的不同支票，它们从六家银行开具。您对此有何感想？”

“不可思议，毫无疑问！但是，您从中得出了什么结论？”

“那就是，他不想别人对他的财富说三道四。任何人都不得知道他拥有多少财富。我毫不怀疑，他开具了二十个银行账户。他的大部分财富可能存在国外的德意志银行或者里昂信托银行。将来等到您有一两年的闲暇时，我建议您研究一下莫里亚蒂教授。”

随着谈话的深入，麦克唐纳督察的兴致越来越高，一度入了迷。但他具有苏格兰人讲求实际的气质，所以猛然回过了神来，回到了手头要办理的案件上。

“不管怎么说，他能够坚持下去，”麦克唐纳说，“您说的这些趣闻逸事，把我们的注意力都给转移了，福尔摩斯先生。真正关系重大的，是您所说的教授与那罪案之间的关联，是您所收到的波洛克寄来的警示信。从眼下实际的需要出发，我们可以在那个基础上向前推进一步吗？”

“我们可以推测一下凶手的犯罪动机。根据您最初的陈述，我认为，这是一桩莫名其妙、至少是原因不明的谋杀案。现在，假定犯罪的原因如同我们猜测的那样，那就可能存在两种动机。首先，我可以告诉您，莫里亚蒂用铁腕手段控制他手下的人，制定的纪律很严苛。在他的法典里，惩罚的方式只有一种，那就是处死。我们现在可以这样假定：那位死者——也就是道格拉斯，面临的灭顶之灾有某个主要的帮凶是知道的——以某种方式出卖了首领，结果惩罚接踵而至，而且让所有人都知晓——目的只是要让他们对死亡心生恐惧。”

“是啊，这是一种说法，福尔摩斯先生。”

“另外还有一种就是，谋杀是由莫里亚蒂按照通常的处事方式策划实施的，现场有抢劫过的痕迹吗？”

“我没有听说过。”

“如果情况是这样的，当然，那第一种假设就说不通了，第二种更有可能。莫里亚蒂可能参与策划，前提是分到部分赃物，或者人家给他足够多的钱来组织实施这一犯罪活动。两种情况都有可能。但是，不管是哪种可能性，或者还有什么第三种综合的，我们必须到伯尔斯通去寻找答案。我太了解我们的对手了，他还不至于在此留下什么线索，让我们追踪到他的身上。”

“那这么说来，伯尔斯通我们是非去不可了！”麦克唐纳从椅子上跃起身子，大声说，“哎呀！来不及了，先生们，我给你们五分钟时间做准备，就这样吧。”

“对我们两个人来说，五分钟足够了，”福尔摩斯说着，立刻站起身，脱下晨衣，换上外套，“麦克先生，我们出发了之后，我请您把全部情况详细给我讲一讲。”

“全部情况”实际上少得有点可怜，不过足以让我们肯定，我们面临的这桩案件非常值得这位侦探高手给予密切关注。当福尔摩斯倾听着那少得可怜然而又非同寻常的细节时，面露喜色，两只瘦弱的手相互揉搓着。漫长而又乏味的几个星期过去了，眼前终于有了一桩合适的案件，他那非凡的智慧总算是有用武之地了。正像所有非凡的才智一样，当派不上用场的时候，其主人就会变得烦躁不安。聪明睿智的大脑一旦停滞不用，会变得迟钝生锈。

夏洛克·福尔摩斯听到有案件要去侦破，两眼便立马变得炯炯有神，没有血色的脸颊瞬间泛起了红晕，一脸迫不及待的样子。上了马车之后，他前倾着身子，聚精会神地听着麦克唐纳言简意赅地讲述发生在苏塞克斯的等待着我们去侦破的案件。督察向我们解释说，他也是看了一份草草拟就的报告后才知道的，那报告是由早晨送牛奶的火车带过来的。当地的督察怀特·梅森是他的朋友，因此，当地方上需要他们的帮助时，麦克唐纳总会比按照一般程序办理案件的苏格兰场更快得到消息。这种案件扑朔迷离，一般要请大都会地区的侦探高手去处理。他把信念给我们听：

尊敬的麦克唐纳督察：

正式请求增援的信函另用信封寄送。此信是给您个人的。您乘上午哪一班火车到伯尔斯通，请电告，我去接站——如果我脱不开身，会派人去接。本案案情重大，望您迅速展开调查，刻不容缓。如能请到福尔摩斯先生，那是最好的，本案定会适合他的胃口。若不是其中出现了死者，我们还会以为整个情形是为取得戏剧效果而创设的呢。哎呀，案情重大啊。

“您的朋友看起来并不傻嘛。”福尔摩斯说。

“是的，先生，如果要我做出评判的话，怀特·梅森是个充满了生气的人。”

“对了，您还有什么要告诉我们的吗？”

“只有等到我们见面之后，他才会把详细情况介绍给我们的。”

“那么，您是怎么知道道格拉斯先生，同时了解到他被残忍杀害的事实的？”

“是寄来的那份官方报告上说的，上面没有‘残忍’二字，官方没有下这个结论。上面点出了约翰·道格拉斯这个名字。报告提到，他的伤在头部，是被枪击中的。报告还提到惨案发生的时间，是昨晚午夜时分。还说了本案无疑是一桩谋杀案，但没有拘捕任何人，案情复杂，非同寻常。我们目前知道的也就是这些了，福尔摩斯先生。”

“那么，麦克先生，如果您同意的话，这事我们就谈到这儿。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就急忙做出不成熟的判断，是我们这个行当里面极为有害的行为。眼下，只有两件事情我是肯定的——伦敦有一个大智慧的人，苏塞克斯有个死者。我们要查明的是这两者之间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