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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科举制与社会公正（第3页）

作为一个兼具创业与守成之长的杰出政治家，李世民深知其中的道理——一个王朝如果能够向社会各阶层、尤其是平民阶层普遍开放上升之阶，并且最大限度地获得平民阶层和读书人的归属感与政治认同，最终整合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尽可能实现社会公正，那么这个王朝必将因此打下一个长治久安的坚实基础。

贞观中期，李世民有一次目睹新科进士鱼贯而出的盛况，情不自禁地发出这样的感叹：“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唐摭言》）

二百年后的唐文宗开成年间，诗人赵嘏也对贞观时代所确立的科举制发出了由衷的赞叹：“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国史补》）

钱穆先生说：“科举制度显然是在开放政权，这是科举制度之内在意义与精神生命。汉代的选举，是由封建贵族中开放政权的一条路。唐代的公开竞选，是由门第特殊阶级中开放政权的一条路。唐代开放的范围，较诸汉代更广大，更自由。所以就此点论，我们可以说唐代的政治又进步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科举制作为一种具有显著优越性的选官制度，一经奠定便被历朝历代所继承，从而对隋唐以后的中国历史产生了无与伦比的深远影响。一直到公元1905年被废除为止，它在中国历史上存在的时间长达一千二百多年。

一种制度的生命力能够如此长久，足见它在诞生和确立之初，一定有着极大的合理性与超前性，才能被历朝历代的百姓、士人和统治阶层所信受奉行。然而，时代毕竟是不断发展的，无论再好的制度也会在历史的变迁中生发出种种流弊。尤其到了近代，当中国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时，日益僵化的科举制再也无法适应急剧变化的社会需求，终于在举国上下的口诛笔伐中寿终正寝，退出了历史舞台。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短短八十年后，当改革开放的中国人通过借鉴西方的文官制度，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建立了公务员考试制度之后，他们却不无惊讶地发现——这套“先进”的西方制度居然是渊源于中国。

原来西方文官制度的鼻祖，恰恰就是中国古代的科举制。

历史真是充满了吊诡！

1983年，美国人事总署署长艾伦·坎贝尔应邀来北京讲学，他所讲的第一句话就是：“当我被邀来中国讲授文官制度的时候，我感到非常惊讶。因为在我们西方所有的政治学教科书中，当谈到文官制度的时候，都把文官制度的创始者归于中国。”

很多西方学者认为，科举考试制度是中国在精神文明领域对西方和世界的最大贡献之一，是堪与物质文明领域中的四大发明相媲美的贡献。为此，西方人把科举制视为“造纸术、印刷术、火药、指南针”这四大自然科学发明之外的“第五大发明”。

对此，今天的中国人感到既惊讶又困惑：为什么早在20世纪初就被国人视为传统糟粕并弃之如敝屣的科举制，居然成了西方文官制度的鼻祖，并且备受推崇呢？

而更加让人感到讽刺的是——时隔八十年后，它居然又被我们自己如获至宝地“学习和引进”了回来！

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发生的？

科举制为什么会有这么强大的生命力？

西方人对它如此青睐、推崇备至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中国科举制度对西方产生的影响可以追溯到16世纪后半叶。

最早向西方介绍中国科举制的是葡萄牙的两位传教士：克鲁兹和胡安。前者著有《中国游记》一书，对中国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官员的做法极力称颂，后者则在《伟大的中国》一书中详细介绍了科举考试的方法和内容。他认为，中国是世界各国中治理得最好的一个，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具有“竞争性”的科举制度，通过竞争开放一切官职，从而利用了所有中国人的聪明才智。

这两本书在欧洲出版后，迅速流传开来，引起了欧洲人对中国政治制度极大的关注和兴趣。据统计，1570—1870年之间，用英文出版的有关中国官吏制度和政治制度的书籍就多达70余种。

18世纪以前的欧洲各国，其文职官员的选用办法，要么是君主赐官制，要么是贵族世袭制，要么是政党分肥制。而无论这其中的哪一种，都会不可避免地导致任人唯亲，进而引发吏治腐败，同时极大地压抑人才的发展，其合理性和公正性显然要远远落后于“公开取士、择优录用”的中国科举制。

所以，欧洲人一旦了解中国的科举制后，无不交口称赞、欣羡不已。他们普遍认为：这是一种“无与伦比的优秀制度”。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说，中国只有通过严格考试的人才能出任官职，而且政治清明，经济繁荣。另一个欧洲学者声称：“中国通过卓越的考试制度录用文官武将，这是他们制度唯一不同于古今任何一个伟大的君主国家的地方。”

在中国科举制的影响下，西方国家在19世纪前后纷纷废除了那些腐朽落后的制度，开始确立从竞争性考试中选拔文官的制度。1791年，法国首先试行文官考试，到1875年文官系统基本形成。1829年，英国为东印度公司选用文职人员实行了公开考试；1855年，英国政府成立了第一个文官委员会，开始推行文官考试，并于1870年正式颁布法令，使其规范化和制度化。由于英国当时国力强盛，所实行的文官考试制度又较为系统并且卓有成效，因而成为其他欧美国家效法的榜样。1883年，美国也建立了文官考试制度，并于1893年进一步完备。

《大英百科全书》在谈到英国文官制与中国科举制的渊源关系时说：“在历史上，最早的考试制度出现在中国，它用考试来选拔行政官员，并对已经进入仕途的官员实行定期考核。”孙中山先生也在其所著的《五权宪法》中说：“现在各国的考试制度，差不多都是学英国的。穷流溯源，英国的考试制度，原来还是从我们中国学过去的。”

正是因为认识到中国科举考试制度的优越性，孙中山才会在西方“三权分立”的理论基础上，把考试权与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监察权并列，创立了“五权分立”的政治学说。

隋唐的科举制之所以能对后世和西方产生如此巨大而深远的影响，究其原因，就在于它充分体现了“政权开放、机会均等、公平竞争”的原则。一言以蔽之，就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公正。

无论何时，“社会公正”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永恒理想。甚至可以说，它是一种超越时空、超越国界、超越种族和文化差异的普世价值。

因此，创始于隋朝、确立于贞观的科举制度才能在中国历史上传承不绝，并且在东西方的文明碰撞和文化交流中绽放出历久弥新的光芒。也唯其如此，它才会在湮灭和消逝了将近一个世纪后，仍复以一种崭新的面目重新回到它诞生的国度，并以其固有的精神和价值融入现代社会的制度框架之中，获得一种“凤凰涅槃”似的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