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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打通历史看风景（第2页）

第二，就中国来看，当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形态，没有任何一个时期，像这个时代那样，走到了转型的门槛边。用明史专家方志远先生的话说，在中国古代社会，万历时代是距离近代之门最近的一个时代。

作为中国最后一个由汉族统治的大一统帝国，明朝到了嘉靖、隆庆、万历时期，已经与开国时代大异其趣了。概括说，这个时代主要特征是：其一，建国后确立的国家各项制度已经损耗殆尽，公开的制度文本和实际运作南辕北辙，所谓的潜规则大行其道。其二，政治宽容度与建国初期相比已大为宽松，官场和社会的自由度前所未有，史家甚至用“自由奔放的时代”评价之。其三，经济发展，工商繁荣，积聚财富成为可以炫耀之事，社会呈现多元化态势。其四，文化向多元化发展，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孔孟主义、程朱思想及其与时俱进发展而来的阳明理论，虽未公开抛弃，却也大受质疑，新思潮则大为流行。其五，国家已陷入体制性腐败怪圈，弄虚作假成风，贿赂公行，“事虽细微，非贿不成”。官员们争相以敛财为能事，从号召节俭的国家最高实权人物，到大小机关各色有权有势的人物，争相追逐享乐，官场上弥漫着前所未有的奢靡之风。其六，“富益富，贫益贫”，贫富分化严重，在歌舞升平的外表下，掩盖着无数的社会矛盾。

用流行的说法，一方面官场腐败，贫富分化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另一方面，经济方面出现了商品经济活跃的局面；政治方面自由度相对宽松，文化出现多元化态势。

因此，方志远先生概括说这是一个自由奔放的时代；另一位专家毛佩琦先生则进行了如下描述：明朝在衰败中走向活泼开放。这句话的含意是，明朝政权包括强力控制和思想控制在解体，而明朝的社会包括经济和文化却在发展进步。换句话说，明政权的旧制度，已经与社会经济的发展进步相脱节，旧政权旧思想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桎梏，要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不应保护甚至强化旧制度，而是要打破旧制度。

怎么打破？我看未必就是革命，甚至未必要通过自觉的行动。

专家研究说，从西欧现代化的经验看，一是航海，一是文化启蒙，两轮驱动，从而推动着这些国家迈过了转型门槛。

中国呢？从当时的情况看，差不多也具备了这些条件。

如果当时的国家掌舵人具有宽广的胸怀和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即使为青史留名的个人政绩观计，能够多些理性、宽容，鼓励工商业，拓展对外贸易，是不是就顺应了历史潮流？是不是就可能打破奄奄一息的旧制度？中国会不会找到新出路呢？

历史不能假设，但是不等于说，不能通过逻辑推理得出可能的结果。

与时代潮流强力逆行当然，研究、阅读历史，不能做事后诸葛亮，苛求前人，以现在的眼光，指责他们没有认识到时代潮流。事实上在历史即将进入拐点的时候，当时的精英阶层，几乎没有人觉察到自己正处于时代的变局中、转型的门槛前。历史的轨迹并不是按事先设计按部就班前进的，翻阅历史，你不能不浩叹影响历史进程的，往往是转瞬即逝的偶然性。

当转型的大门摇摇在望时，也曾经闪现过一缕曙光：高拱，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应该具备了顺势而行的胆识和担当。

我不是说高拱已经觉醒，把握到了历史的潮流，但是他的主张和举措，不经意顺应了这个潮流，即使是随波逐流，说不定也会把航船驶向新的航道！

高拱在意识形态上公开反对孔孟主义、程朱思想及其发展了的儒家意识形态——阳明理论；政治上主张公开性；经济上主张发展工商业，反对闭关锁国的基本国策，主张对外贸易。

就举一个例子。

比如，高拱极力主张造船只、开海运。

须知，多数研究历史的中外专家公认：正是同时代西方航海活动，拉开了现代历史的大幕，促使西欧国家向现代化转型。而专家考证说，当时中国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造船业的发达程度、国民在这方面的积极性都在西欧国家之上，唯一不同的是执政者的政策。

巧合的是，高拱当国后，启动了海运和造船业。按照韦庆远先生的说法，“当时，开海通洋以贸易已成为时代的要求。如果（像高拱所主张和推行的那样）允许大批船队定期从海上来往南北，客观上必然大有助于东南各省对海外贸易线的向北延伸，不但有利于国内沿海的物质交流，也极有可能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

但是，高拱被张居正推翻了。

不仅如此，被认为开启近代之门的两个标志：文化启蒙和航海都被张居正断然饬禁！海运，停止！船厂，停工！讲学，禁止！书院，拆毁！持不同政见者，杀！

也就是说，张居正以他的铁腕和强力，把偏离传统灯塔指引的航船，吃力地拉回了旧航道！

张居正这样做，固然有他个人意气用事、维护个人权力的私利在作祟，但主要是基于他的格局、胸怀、识见和执政理念，他要维护稳定，要恢复祖制！就是说，他自认为是为国家大局计的，是老成谋国的，是对政权负责的！

结果，在距离近代之门最近的一个时代，最终却引导着中国与近代之路背道而驰。

发展就是这样被政治强人给延误的。

从这个背景来看，张居正可能有误国的责任，至少，他没有顺应历史潮流，而是奋不顾身地强力把航船划向了传统的泥沼。

用毛佩奇先生的话说，张居正对旧制度修修补补，使其加固，如同给垂死的旧制度服了一剂强心剂，延长了它的寿命。但是，加强专制、巩固旧制度，是与当时迅猛发展的社会经济和思想解放潮流背道而驰的。

当然，不能苛求张居正没有意识到历史潮流的流向，也不能说他的所作所为主观上就是非要逆历史潮流而动！何况，在他的识见范围内制定政策、推行政务，也算得上鞠躬尽瘁、尽职尽责了！他的那些贡献，从传统的旧史观来看，有些也值得肯定，甚至大书特书的。

但是，历史学家必须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不是他，而是被他推翻的前政府执政，他的贡献还是贡献吗？

是强者又是悲剧人物从大历史的角度重新审视张居正和他的所作所为，就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张居正并不是什么改革家，他竭尽全力、鞠躬尽瘁，是为了把耗损殆尽的旧制度激活，对此，同时代的人都是认可的；他甚至也不能被称为政治家，因为他不具有政治家的胸怀和格局，而这一点，恰恰是他为同时代的人所诟病的。

但是，张居正确实是政治强人、治国干才，他能够以威权推动锈迹斑斑的国家机器在传统的轨道上运转起来，在旧制度的张力范围内取得短暂的辉煌。

张居正仿佛手持柴油机的摇把，拼命摇动着锈迹斑斑的机器，试图使之加速运转。加速、再加速，结果，当他用尽最后一口气时，手一松，随即就是一个反弹，把他狠狠地打倒在地上。

张居正身后受到清算，不是像有些史家说的那样，是对他的所谓改革的反攻倒算。实际上张居正试图重回建国初期、激活旧制度的努力，实现伟大复兴的梦想，差不多是同时代人的共同愿景。而所谓的复兴，即使做到了也只能是短暂的。假使是张居正的儿子继任，也不可能持续下去。不妨把他和宋代改革家王安石比较一下。如果说，反对王安石的人主要是基于政见分歧的话，那么，反对张居正者，则主要是基于他的统治手腕。大家之所以对张居正充满厌恶，是因为在已经多元化的大背景下，张居正却毫不宽容，胆大妄为却又不允许别人说话。别人不敢说话，他就更加恣意骄横，越来越失去人心。作为CEO，他却剥夺老板的权力并对其严厉钳制；父亲死了，他能够不奔丧（注意，是不回家奔丧）；儿子考试，他可以做手脚（注意，是获得状元、榜眼的名分）。这都是触到制度和道德底线的重大的、原则性问题，张居正却敢做，而且谁敢反对，就严酷镇压！

人，要有所敬畏；掌权的人，要知所进退，不能一味地追逐权力、迷信权力、崇拜权力，一旦权力在手就“浑不吝”！那怎么行呢？作为领导人，口是心非、刚愎自用、一意孤行、骄横恣意，这固然可以图痛快于一时，但最终是立不住的！这就是张居正身后遭到清算给我们的教训！

实际上，张居正同时代的人物，用今天的眼光看，无一不是悲剧人物，他的老师徐阶、朋友高拱、同学王世贞，包括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万历皇帝。

制度出了问题，非人力所能及了！

但是，也不能大而化之。古希腊先哲亚里士多德，曾经提出过一个著名的悲剧人物“过失说”。意思是说，悲剧人物之所以陷入悲剧，固然有许多原因，但还是其自身性格和行为上的某些过失造成的，他自身犯了大错误，才导致其陷入逆境。

这也是我所要极力探究的。

是的，重新审视张居正和他的时代，不仅探究张居正成功的奥秘，也要探究他性格、行为上的缺陷如何导致悲剧的发生。

笔者业余时间写下这本书，试图以鲜明的个性、大历史的宏观视角、人性化的公平正义的史观，穿过时空隧道，将读者诸君带进一个新的历史风景中。在这里，你将感悟到小人物身上散发出的人性光辉，也将为大人物身上所表现出的人性缺陷而叹息。就让我们一道，沿着大历史的脉络，梳理细节，触及人性深处，洞悉隐藏在一个个或惊心动魄或司空见惯的故事背后的重重玄机，重温那个遥远而贴近的时代里有抱负的男人们的光荣和梦想、成功与失败、屈辱和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