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当以灭高拱九族为目的的惊天假案不得不草草收场的时候,虽然被权力的画笔描述出来的“真相”已然展示于国人,但是街谈巷议的那些质疑,令张居正又气又恨。他在给一个地方官的信中就颇为自己鸣不平,大意就是:“大案发生的时候,首都内外,人情汹汹,你老兄就说,有张居正在,大家尽可放心,足见你老兄是我的知音。可惜的是,在中央工作的这些人,亲眼所见我是怎么做的,是我当面对皇帝说不能妄攀主使者以免伤及善类;是我提议以‘阑入宫禁罪’将小混混儿斩首,扑灭凶焰,保护高拱,实在是我张居正之功,可在中央工作的这些人就是没体认到这一点。都是受过教育、中过进士的国家干部,认识事物的差别,咋就如此大呢?!”
当然,张居正不会仅仅停留在愤愤不平抱怨别人不理解他这一步,他还会主动化解别人对他的“误解”。于是,他又给高拱写了封信,告诉他,在小弟煞费苦心、不屈不挠的努力下,终于把事给平了。同时,他给留都的一位高级干部写信说,那件大案是这么回事:当那个小混混儿闯宫事件发生后,他自称是高拱主使他来刺杀皇帝的。上至皇帝本人,下到普通老百姓,都认为是真的。这时候又有小人在里面捣乱,想顺水推舟灭了高拱。一时间首都形势相当紧张,几成大狱。自己当时就觉得这不可能,所以就说这件事关系重大,不能滥伤无辜,皇帝和许多人还是不信自己的话,自己多方做工作,再三强调国法甚严,谁敢干这事儿啊?先别急于下结论,务求真相,再予以正法。好不容易得到皇帝的认可,那些太监公公也体谅了自己的良苦用心,不敢再肆意妄为。后来果然查明真相,为高拱洗刷了罪名,不然的话,“此公(指高拱)之祸,固不待言,而株连蔓引,流毒缙绅,今不知作何状矣”。可惜!可叹!自己的苦心,谁知道呢?近期为这件事,形神俱瘁,须发顿白,含辛茹苦,又有谁可怜?耿耿丹心,只自怜耳!你初闻此事,想必也是很震惊,毕竟这么远,你不可能知道来龙去脉,故特意向你说明,你向留都和南方的干部们说明一下这个情况吧,免得大家心中无数,人心惶惶的。
张居正相信权势的力量,相信只要权势在手,就等于话语权在手,话语权在手,就可以把谬误说成真理,谬误重复一万次,就再也没有人会怀疑它不是真理了!所以他不厌其烦地向外界宣称高拱被赶下台时他如何如何冒险为高拱辩护、有人妄图利用一个小混混儿闯宫案加害高拱的时候,他又如何如何费尽心机化解。
不过,张居正做到了一点,他从来不公开说高拱的坏话——给个别需要笼络的高级干部的私人信件除外,不仅不公开指责高拱执政时的作为,甚至不就某件具体事抱怨说是前任留下的烂摊子云云。好朋友嘛,怎么可以说坏话呢?从来不说前任的坏话,说明他和前任确实是好朋友啊!
当然,张居正心很细,他在内阁6个年头了,知道大内有一个小本本叫《丝纶簿》——圣旨的底本。无论皇帝交代过什么话,都记录在上面以备他日查验,防止有奸人矫诏或者发布最高指示时掺杂私货。从高拱当首相不久,张居正就和冯保勾结到了一起,两个人里应外合,玩高拱于股掌中,后来发展到矫诏的地步!他们担心留着《丝纶簿》就等于留着自己的罪证,于是偷偷给藏匿起来了,按照知情人沈德符的话说,乃是“以减其欺妄之迹”。
历史的本来面目似乎就是张居正所刻意对外传播的那样了,不由人们不信,看事实吧:张居正的弟弟和儿子中了举人,高拱还派人前往荆州祝贺。张居正写信表示感谢,并让他的一个亲属携礼物专门到新郑高拱家里去回谢,还向自己的香火盟诉苦说:“我兄一走,剩下我一个人,‘孤立无助,日夕惶惶’,累得老态尽出,发如霜降,此后相见,恐怕我兄认不出小弟了呢!”
几年以后,张居正的父亲去世,高拱派人前去祭奠。张居正特命他的儿子在奔丧途中,拐到高拱家,看望他的干伯父。等儿子把与高拱相见的情形报告他以后,张居正写信对高拱“感念厚谊,涕泗横流”,还说他准备明年春夏间回家一趟,届时会特意到新郑看望他的盟兄,因为盼着兄弟相见,只嫌现在的日子过得慢,简直度日如年啊!张居正信中对高拱说。
果然,张居正回家途中,去时在新郑停留一天,专门看望盟兄高拱。“相别六载啦,做梦总是梦见你啊,老哥哥!”张居正拉着高拱的手,动情地说。返京途中,张居正又去看望他的盟兄。高拱已经衰病交加,说话都含含糊糊了,还是拜托自己的香火盟弟两件事:一是他没有儿子,现在眼看已经不行了,希望张居正做主给他办理过继儿子的事;二是他死后希望中央能够给他一个恤典——相当于写个悼词外加给点儿丧葬费。张居正都痛快地答应了。
高拱自被驱逐出首都,因委屈、惊惧、愤懑,身体一直不好,心情可想而知。和张居正相见后不久,就含冤去世了。接到这个消息,张居正给高拱的弟弟写信说:“三十年生死之交,一旦遂成永诀,刺心裂肝,痛何可言!”并立即派人专程前往祭奠,还派自己的一个小妾,前往新郑,携带重礼专门看望高拱的夫人。
但是,高拱托付张居正请恤典的事就另当别论了。日理万机的国家最高实权人物就这件事,反复给高拱的弟弟和高拱曾经的亲家曹金写了好几封信,嘱咐他们如何如何办。
实际上,应该是张居正和冯保商量好的,不能给高拱应有的恤典。
为什么呢?道理很简单,现在的中央虽然是张居正说了算,但是名义上的领导人是万历皇帝。赶走高拱用的是万历皇帝和他的生母李太后的名义,不给高拱恤典,就可以证明皇帝到现在还对高拱不能谅解,那么当时赶走高拱,确实是出于皇帝的意愿,而不是张居正和冯保的主意。
相信高拱生前之所以将此事当面请求张居正,对此是了然于胸的,一定是生前交代好的。高拱死后,家里特派人把一件宝物带到北京,送给张居正,请求他无论如何,能给高拱恤典。
不用说,张居正是不会收的,他很生气地说:“我和玄翁是生死之交啊,还需要这样吗?”
“夫人让我禀报相公,先相公一生清廉,所爱唯此器物,无子孙可遗留,谨以此献给相公,希望见此物如见先相公。”来人哭着说。张居正听后,心里颇是酸楚,就收下了。斟酌再三,以万历皇帝的名义,下令发给高拱家属一点儿丧葬费,这样他也好交代,说自己尽力了才这样的,不然连这点儿丧葬费也不会给!
不错,张居正就是这么说的。在给曹亲家的信中,张居正告诉他:“想起我和玄翁曾经在一起的岁月,真是泪流满面啊!可是皇帝到现在不原谅高拱,恤典的事,我很难启齿啊!尽管如此,我也会尽最大努力!”在给高拱弟弟的信中,张居正告诉他,玄翁恤典,甚费心力,仅乃得之(一点儿丧葬费),至于其他,只能以后再说了。
随后,张居正又安排给高拱写行状——生平事迹,他特意嘱咐曹亲家说:“我和玄翁是生死之交,虽子弟父兄,也超不过我们之间的感情!可惜的是,中间有小人从中挑拨、造谣,以致玄翁对我产生了疑心,还波及你。到现在还有许多谣言,许多议论,真相倒是没有多少人知道了。我安排你为玄翁写生平事迹,就是想借重你把真相告诉世人,以息谣言,以堵众口。”
至此,张居正煞费苦心维系和高拱生死之交关系的目的昭然若揭了:为了洗刷自己身上的污点,树立高大形象!
可是,张居正没有想到的是,高拱生前与他维系友谊所做的一切都是在畏惧威权下的虚与委蛇。
据载,高拱常常在墙上书写“扯淡”二字,有史家认为是高拱看破红尘、厌恶官场险恶的表现。或许多少有些这个意思,但这不是主要的。其中底蕴,以我的推测,其一,看到张居正执政后抛弃了自己的政策,高拱很无奈、很痛苦!比如,张居正停止海运,重申海禁,他感到无比惋惜,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会予去位,当事者务反吾所为,随议罢(海运)。所造海舟,弃之不用,沿海诸备皆废,可惜也。然此计终难寝,当必有为国谋忠者。”又说:“今海运不行……予闻而三叹……纵他日必有行时,然又劳费一番矣。”其二,张居正一边整他,一边却又和他称兄道弟,做出一副亲密无间的样子,他又不得不与之周旋,说违心话、做违心事,其内心的冤屈、痛苦无以言状、无处诉说,只能以这样的方式来发泄。后来,高拱预感到自己活不到亲眼看到张居正倒台的一天了,便偷偷写了一份材料——《病榻遗言》,如实描述了他们矛盾由来和张居正勾结冯保发动政变、锻造惊天假案试图一举灭其高氏一族的内幕,以便将来的人能够明白真相。
不管怎么说,在当时的人眼里,张居正和高拱自始至终都保持着生死之交的深厚友谊,直到高拱去世,他的盟弟还在为他的后事操劳。“事实胜于雄辩”,不要说那些猜疑者、谣言的制造和传播者,即使是亲身经历了那场政变和那起惊天大案的人也常常会扪心自问:误会人家光明磊落的张相公了吧?
另一位和张居正的仕途官运有更大关系的人——恩师徐阶也和张居正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曾经,张居正暗地里施展权谋促使徐阶下台;曾经,为了两利俱存,张居正也在高拱和徐阶间做了些小动作,给徐阶造成过伤害。但是,这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徐阶或许有所觉察,他是不是相信?或者即使相信了,也只能故作不知。总之,徐阶下台后,张居正在他的心目中,就是保护人的角色了。
徐阶应该感到庆幸,精心培养的接班人没有辜负他。高拱下台后,涉及徐阶家族的所有查办、退田工作都停止了,徐阶的退休生活过得悠然自得。繁忙的工作之余,张居正至少给徐阶写过30多封信。后来,张居正病重,80高龄的徐阶还从家乡给他找了名医来为自己的学生治病。在张居正即将离开人世的时候,他还在记挂着自己老师的80岁寿辰,挣扎着为老师写了一篇祝寿文。
应该说,阴谋搞垮自己的前任,张居正不是第一人,整倒自己的前任以后又编造假案,企图从肉体上斩草除根,也不能说绝无仅有,但是,从自己的前任被整倒直到其死去,一直以近乎亲人和朋友的面目出现,以辩护者、保护人的身份展示于世人的,恐怕就只有张居正了。作秀、表演,都是政治和利益需要,不足为奇,但是做到善始善终者,恐怕也只有张居正了。
张居正,确实不是一般人啊!这样的人夺取权力、维系和行使权力,都有出人意料之处,确非常人所能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