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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改革家其实是实用的保守主义者（第2页）

第四，“全面整顿驿运，革除积弊，保持信息灵通，指挥便捷”。这是把建国初期朱元璋时代制定的、被束之高阁的制度恢复起来的一个重要方面。正如张居正的私人信件里说的，他整顿驿传就是要“尽复祖宗之旧”。

这个方面，花了张居正不少精力，采取了不少措施，得罪了一些人，短时间内也有成效，但是，也还是整顿的范畴，如果说成是大改革，未免牵强。

第五，“大力兴修水利，消除水灾，保证作为国家财政命脉的漕运畅通和民生安泰”。修水利、消水灾，畅漕运，是任何一个政权都会做的，只是重视程度、做多做少、实际效果的不同。实际上，在这个问题上，张居正恰恰是没有继承高拱的成果，没能跨出新的一步，而这一步可能带来的历史影响，必将十分深远。

漕运是中央高度重视的大问题。漕运的最大问题是黄河的泛滥，每年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来疏通漕运，仍然不能保证畅通。高拱极力主张开海运，就是利用近海运送漕粮。可是，开海运和闭关锁国的基本国策相抵触了。张居正在和高拱合作共事、彼此还比较融洽的时候就对高拱的开海运、开放海外贸易主张暗自抵制，他上台后，背弃了高拱的政策，重新执行闭关锁国的所谓国策。

既然张居正断然关闭了徐徐打开的国门，又不允许海运，他就不得不仍然像以往的历代政权在传统的泥潭里挣扎，投入大量精力来搞漕运。

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年高拱主张开胶莱新河，张居正暗地阻挠，没有搞成；张居正上台的前两年，风调雨顺，漕运顺畅。第三年黄河又泛滥了，漕运出了问题，他却主动提出要开胶莱新河。因为意见纷纭，尤其是山东籍的干部阻力较大，张居正强调说，凡是没有私心、为国着想的人都不会反对开胶莱新河的。此事折腾了很久，花了不少精力、物力，最终还是没有搞成。不过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其实张居正对高拱的一些政策阻挠、反对、抛弃，未必完全囿于识见、出于公心，有意气用事的成分在。你的政绩、你的规划是你的，对我没有好处我为什么照单全收？我有我的思路，要搞也是搞自己的政绩工程。

如此看来，张居正整顿漕运，哪里和大改革挂得上呢？相比于被他推翻的前任的思路和做法，应该说，张居正是倒退了！

不过，实事求是说，作为强势人物、铁腕领导人，张居正整顿漕运、兴修水利，做了不少工作，在传统的轨道上运转的效率是高的，政绩是突出的。

第六，“整顿士风，统一舆情，削减科举录取名额和学生人数，查禁书院和讲学”。这个后面还会说到。这里要说的是，张居正作为读书人出身的当权者，为了实行专制独裁，推行他认为利国利民的政策，不惜以国家机器打压言论自由，控制舆论，统一思想，采取查禁、焚毁书院，禁止集会讲学，大力削减学生名额等极端措施，真是开创了恶劣的先例。如果这个方面也可以叫改革的话，那不如说“文字狱”更具有“改革”的味道！

我们古老中华的艰难转型不仅没有得到当权者的推动，恰恰是受到强势人物为巩固专制权力而极力阻挠！所以，对张居正的专制、专权，不应该歌颂，实在不能再歌颂了！

或许还会有人说，张居正推行了一条鞭法，那不是改革吗？仅凭这一点，他也完全称得上是改革家吧？

事情也未必这么简单。

海瑞早在张居正执政前，就在他担任“一把手”的江南一带实行丈量土地、推行一条鞭法。可是，说海瑞是改革家的不多。所以，不能仅仅因为推行了什么制度就可以称为改革家，关键要看他执政的理念、主导思想。本质上，张居正和海瑞都推崇朱元璋时代的制度，把恢复祖宗法度，作为自己的神圣使命。丈量土地、推行一条鞭法，毋宁说也是为了恢复到建国初期朱元璋时代那个所谓均赋税、均贫富的理想化状态的一种努力。

因此，张居正执政时期的施政，基本方略和手段是整顿，称为改革是牵强附会的。

可以设想，对于改革家的桂冠，张居正倘若地下有知，一定啼笑皆非。假如他老人家再读过政治思想史方面的著作，或许他会声明自己是保守主义者。

说张居正是保守主义的政治面目，意思是说，他推崇祖制，即朱元璋创立的一系列的制度，痛心于这些制度的废弛，并且致力于恢复这些制度。有学者说，张居正“对朱元璋时代的行政效率和‘富国强兵’发自内心的推崇更是令人惊叹。如果说张居正与同时期的政治家有什么不同，那就是他更强硬，更专制，更强调维护传统秩序”。

张居正写给他的同乡兼好友耿定向信里的有这样一段话：“仆每思本朝立国规模，章程法度，尽善尽美，远过汉、唐……今不必复有纷更，惟仰法我高皇帝……”

这段话，是典型的保守主义宣言！

当然，对祖制，张居正采取的是为我所用的实用主义态度，换言之，不利于专权的祖制，也是可以忽略的。比如，强化内阁对“议员”的控制显然不是祖制。按照朱元璋的祖制，内阁根本没有什么地位和权力。

所以，再严格些说，张居正是实用主义的保守主义者。

事实上，张居正从来也不标榜改革，也不可能这样标榜，诸如改制、变法、兴革这些在那个时代属于表达改革意思的词句，在张居正那里出现得不多。恰恰相反，他孜孜以求的是恢复祖制——朱元璋制定的、逐渐废弛的制度。他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反复标榜，他执政，无他，遵祖制！也就是所谓的“祖宗成宪”。他回击别人的攻击，从来是说，自己执政就是按照祖制办事。

更有意思的是，张居正还以皇帝的名义严厉禁止提出改革的建议。请看，在他执政的第5个年头，张居正以皇帝名义下的一道圣旨：“内外诸司，凡事一遵祖宗成宪，毋得妄生意见，条陈更改，反滋弊端。违者定以变乱成法论！”

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祖宗留下的规章制度都很好了，关键是执行问题；各地方、中央各部门，都不能提改革建议，否则以违法乱纪、破坏稳定治罪！

当然，张居正也说过要变法，他是这样说的：“法不可以轻变也，亦不可以苟因也。”他解释说，如果苟且因循就有颓废、萎靡不振的危险，但是倘若轻变，就有无序的祸患。而且从他表达的语序、用词来看，是把“轻变”放在更加危险的地位的。

张居正应该是真心认为，大明帝国的缔造者伟大领袖太祖皇帝考虑得很全面了，后世按照他的设计做就行了；国家的规章制度已经很多了，问题是制度得不到执行。所以他执政以后，一切的着眼点和注意力都集中在如何能够把祖制执行下去。所以，他对改革的言论批驳说，“法之不行也，人不力也，不议人而议法何益？”还说，“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

有人会说，张居正之所以把祖制挂在嘴上，实际上是为减少改革的阻力，不得不如此，是策略上的考虑，这正是他的高明之处。

这个说法听起来有道理，实际上是想当然！

第一，张居正的施政本来就是围绕恢复祖制展开的，还需要什么策略上的考虑呢？

第二，谁反对他恢复祖制的努力？似乎没有谁认为张居正的施政理念、目标有什么不对。实现中华帝国的伟大复兴——重回被不断颂扬的建国初期那个纪律严明、朝气蓬勃、各安其位、安居乐业的美好时代，是上下共同的理想。一个朝代，经历了（正德皇帝和嘉靖皇帝）60多年的荒诞统治，“皇纪国法”如同废纸，官场涣散萎靡、骄奢**逸，弥漫着末日情绪，内忧外患，人心不古，一切都乱了套啦！能够实现“中兴”，是大家共同的理想啊！

如果说有谁认为张居正的施政有问题的话，无非是像高拱这样具有远见卓识的人而已。下野的高拱的确为张居正严海禁、弃船厂而扼腕，为张居正任用张瀚后废弃他一系列人事制度而叹息，为改革内阁大臣和理财干部的选拔制度的设想未能实施而惋惜，为张居正打击异己的不宽容而不平。可是，高拱朝不保夕，绝对不敢乱说乱动了，他没有也不敢公开反对。况且，如果真是张居正怕高拱及同情高拱的人反对他的施政，那他不应该反复强调恢复祖制，而是相反，应该高喊改革之类的词汇才对啊！

或许有人又说了，睁眼说瞎话嘛！就是有人反对张居正啊！

的确，是有人反对张居正。但是，在那个时代背景下，执政者就是被攻击、批评的目标，坐到那个位置上的人，无论是谁都会受到接连不断的弹劾、攻击。反对张居正的人，难道比反对做首相时的高拱、徐阶、严嵩的人多吗？

再看看站出来批评张居正的人，都是年轻气盛的低级干部，并没有一个什么隐形的反对派，甚至没有一个有分量的人；而且即使是反对张居正的人也不是反对他的施政目标，而是反对执政者的专权跋扈，无道义、不宽容，自己腐败还不给别人一点儿批评、议论的自由。如果说存在反对张居正的势力，那基本上属于这个方面，而且多数人还是敢怒不敢言的。至于对他推行的新政本身的攻击，总体上说，集中在他的统治手腕过于严酷、办事过于急迫上。再说了，退一万步讲，即使有人反对他的施政理念、施政目标，也不能说是坏事，万马齐喑的官场才是不正常的，而一味歌功颂德的官场对国家、对领导人，则都是危险的。

应该说，张居正很善于伪装和表演——这在人治官场是难免的，但是在施政理念和施政实践这方面，他倒是言行一致的。如果说，他把恢复祖制、遵守成宪时刻挂在嘴上有什么策略上的考虑的话，那应该是把这个当成帽子、棍子来用，谁反对他专权、腐败，谁给他提不同意见，谁想独立思考，他就可以说是反对他恢复祖制，偷换概念的话，直接就可以说是反对祖宗、反对成宪。

那么，为什么后来的人们突然推崇起张居正来了呢？

首先，国人的惯性思维。凡是稳定的，就是好的。能够使内外相安，使政治、社会稳定的领导人，就是好的领导。

其次，有特殊背景，正像有学者指出的那样：“人们在考察晚明政治时，常常会痛切万历帝的怠政，惋惜他导致了明朝最终的败局，常挂在口边的是‘明朝亡于万历’。因此人们更加怀念张居正这样的能臣，认为如果张居正在世，明朝就不会亡。于是，在万历帝的衬托下，张居正显得高大无比，以致认为如果有了张居正，明朝就不会亡。”到了清末、民国时期，政局动**，社会不稳，内忧外患中的人们，怀念那些能够铁腕掌控局势的强势人物，能够致力于“中兴”的人物。所谓国危思良将，就是这个道理。

最后，史观问题。国人没有树立公平正义的史观，为了成功可以不择手段，成功的就是英雄。有人公开宣称，不以道德论英雄。这种英雄史观，尤其推崇能干事、干成事的强势人物，至于他是怎么干事的、干的是什么事，是不是符合历史潮流，是不是推动社会进步，都没有关系；倘若这个人物英雄结局悲壮的话，就更能博得同情，容不得他人客观评价。加上长期以来，奴化教育使得国人没有独立思考的习惯，先入为主，人云亦云；而且没有理性、宽容精神（张居正这样的领导人有“功”焉），一旦被灌输某种认识，就不容不同观点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