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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人格化的经验和智慧（第2页）

第三点，张居正通过超常提拔吏部部长，把用人权牢牢控制在自己的手里，精心进行人事布局。

大明帝国的用人权掌握在吏部。即使是皇帝，也基本上是画圈性质，内阁就更没有用人权了。但是，张居正出人意料地用了一匹政坛“黑马”，使之成为自己的人事秘书，牢牢掌握了对干部的任免权，重要岗位的干部、军队将帅，都是张居正精心挑选的，而且挑选干部以是不是听话、是不是恭顺为基本标准，听话的，大胆用！不听话的，炒鱿鱼！他不大安排有分量的干部担任有分量的职位，有可能威胁自己地位的，绝对不用；必要时，还刻意使用一批小人，以便干那些正人君子不屑于干、领导又想干的事。

第四点，张居正深谙人治官场秘诀，有一套控制、威慑、驾驭干部队伍的办法。

张居正从韩非子等法家人物那里悟出了专制体制、人治官场的内在奥秘：威！领导人必须有权威！国家机器的运转依靠的是个人权威，维护个人权威就是确保政权系统正常乃至高效运转的前提条件，必须让人对最高权力持有者保持敬畏，对胆敢藐视个人权威可能给个人与家庭带来的后果充满恐惧，对无条件服从、卖力者可能获得的利益有所艳羡。所以，必要时他不惜开杀戒，不怕血肉横飞。同时代的很多人对张居正又恨又怕，说他生杀在手，“气焰熏灼，触之者焦”。当然，张居正对领会领导意图、贯彻执行得力乃至善于谄媚、迎合者则施以恩泽，有时候甚至立竿见影。

威慑是营造一种气氛，让所有人都战战兢兢；控制是常态化的管制，是驾驭干部队伍的一个手段，让干部兢兢业业执行领导的各项决策。除了牢牢掌握任免权以外，还通过考成法实现对干部的管控。这个考成法明确了控制关系，强化了内阁对“议员”和六部的控制力，使各部门、各地方都紧紧围绕在张居正这个政治权威和领导核心周围，按照他的指挥棒转。

张居正有独特的指挥方法。他指挥施政主要不是靠公文，而是靠写私人信函。公文太格式化，太形式主义。而且张居正不能以内阁的名义或者首相的名义发公文、下指示指挥地方和部门，他就靠写信，纳公事于私谊，实实在在，有啥说啥。由于这些干部，包括军事将领，大多是张居正所信任的，也就不讲究什么程序了，只要知道这是张居正的意图，他们就照着干了，效果比较好。

对不同类型的干部，张居正有不同的驾驭手段。对王世贞这样的天下名流，表面上客客气气，礼貌周全，暗地里给他穿小鞋，让他有苦说不出；对张瀚这样的自己一力提携的干部，平时很注意维护，一旦不听招呼，立马翻脸；对戚继光这样的心腹爱将，注意保护、维护，私下里也进行批评、指教；对辽东总兵李成梁这样的干将，则是恩威并施，必要时适当施以权谋。

第五点，张居正把监督他的明暗两套系统，都变成了他反过来监督干部队伍、维护个人权威的工具。

大明的政治体制，虽然不是三权分立，但是也有很厉害的监督机制。以张居正的地位，在体制上对他有明暗两套监督、监视体系。明的一套是都察院、六科的“议员”；暗的一套是特务组织，即所谓的“厂卫”，他们的主要目标是监视高级干部，首相是第一目标。

对于负责监督政府的“议员”，张居正改变了选拔程序。按照惯例，“议员”从地方知县、府的推官中选拔，也从庶吉士结业者中选拔。巡按御史有推荐地方知县、推官做“议员”的职责，至于是不是用，由吏部、都察院和吏科集体负责选拔。张居正改变了这套机制：巡按御史推荐人选，要先向内阁也就是张居正“具牍请教”，由张居正定夺后，再正式走推荐程序；改吏部、都察院和吏科会商研究“议员”人选为吏部先“具牍请教”，就是由吏部报文件给内阁，张居正在上面批注某某可以、某某不行，然后再正式上报皇帝任命。这样，几乎所有的“议员”都是张居正亲自挑选的了。所以，张居正执政时代，“议员”弹劾首相的少而又少，奉首相旨意弹劾那些得罪了首相的人却成为“议员”们的基本职责了。

至于特务机构，张居正选择他的一个忠诚同乡担任锦衣卫的一把手，下面的要害岗位，游七推荐了一些“哥们儿”占据。东厂的头子是太监冯保，他和张居正相当于兄弟关系，游七又替张居正物色了几位得力干部充实到要害岗位上，甚至北京城门的守卫都是精心挑选的。这样一来，“都邑之中，军吏小民，苟有片辞单语诽议居正者，无不执系囹圄，中以危祸，使辇毂之下侧目累足，敢怒而不敢言”。何况各级干部？所以才有官员在和老婆行床笫之欢时居然先歌颂张居正的丰功伟绩，而且这样的事还会在官场传播开来。

第六点，张居正有坚强的意志力和清晰的施政理想，咬定目标不放松。

有个说法，说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估计应该有前提。倘若把历史比作一座大厦，领导人是设计师，人民是泥瓦匠。也可以说，这座大厦是泥瓦匠建造的。

我的意思是说，领导人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是巨大的。有的领导上台后，小心翼翼的，别出事就好，维持一天是一天；有的领导倒是想干事，就是想起一出是一出，听人一说某事做了会怎样，立即兴趣盎然，那干吧！

真正有理想、有目标，并向着自己的理想和目标坚忍不拔持续推进的领导人，是不多的。张居正就属于这样的一位领导人。

张居正的理想，说高也不算高，就是回到建国初期那个传说中的法纪严明、生机勃勃的时代，政府高效廉洁，人民各安其业的美好状态。不像高拱，要“立规模”，敢破敢立，势必有冲破祖制创立新制度的结果。张居正的理想不是“立规模”，仅仅是回到建国初期就行了，所以不能说有多高。但是这个理想说低也不低，时代不同了，各方面与建国初期相比已大异其趣，真是乱了套啦！想回到从前，难度可想而知，相当于实现大明帝国的伟大复兴啊！在歌舞升平、基本上没有明显的内忧外患的现实威胁下，一般人都不会大动干戈的，能维持就维持啦！

当然理想是理想，张居正不是理想主义者，他崇尚脚踏实地干实事，目标很明确：富国强兵。他的政绩观也很清晰，锁定在使国库充盈起来！这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可以量化的。不过也不能理解为能够增加财政收入就是硬道理，那不行，和平演变了，即使是富强、民主了，又有什么用呢？俺的政权没了啊！我的意思是说，张居正不同意凡是能够增加财政收入的事就可以干，要在祖制原则基础上，比如开海禁进行大规模海外贸易无疑可以增加财政收入，但是不能开，因为建国初期就是严格海禁的，这是祖制，不能破。他是要通过恢复旧制度，实现富国强兵，所以难度很大，很吃力。

张居正不怕困难，有一种无所畏惧的勇气，甚至以一种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殉道者的悲壮，亲自部署、亲自指挥，始终保持高压态势，从不松懈。思想言论、行动举措都必须符合他的这个理想、目标，不允许任何偏离。这个过程中，按照他自己的话说，任凭“谤议四起”，他“终不为动，任之愈力”！

第七点，张居正精通阴阳之道、双簧之术。

专制体制、人治官场，说的和做的往往南辕北辙。有些事可以做但是不能说；有些事说是要说，甚至要高调说，但是未必真做；有些事，要这样说那样做；有些事，张三可以做，李四做就不行；有些话这个场合说可以，那个场合说就不行。总之，人治官场到处充满辩证法！张居正的性格很适应人治官场，他又善于学习、借鉴，注意吸取别人的经验教训，对这套阴阳术很精通。伪装也好作秀也罢，驾轻就熟，尤其善于演双簧，小皇帝和冯保或主动或被动，或心知肚明或蒙在鼓里，常常充当他的搭档，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我们后面要讲到的“夺情”大戏。有了这样的道术，一般人不敢干的事，张居正就敢干；一般人认为不可能的事，他就将之变成了可能，而且他还不承担具体责任。

上述七点，和张居正个人的经历、性格、特殊的人际关系密切相关，是一种高度人格化的经验和智慧，有些是不好复制的。风云际会，再加上他特殊的经验、智慧，张居正作为一介书生，登上了权力的巅峰，也登上了人治的巅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