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益於博陵崔氏那“规模宏大”的“抄书工厂”,李祐得到了搜集各类书籍的大好机会,自然要多加利用。
像窃贼柳三儿从崔崇那里偷来的两本书,《齐名要术》与《论衡》,在李祐看来,其意义和价值,还要胜过晁阳正在拼命整理的儒家经典。
在《齐名要术》之中,李祐发现了酿酒、酿醋、煮胶、染料、制墨的诸般技术,而且还有更要紧的:该书作者贾思勰先生,著重记录了可供食用的60多种植物,其中就包括之前一直被李祐忽视的一种粮食作物:蜀黍,也就是高粱。
高粱这东西並不好吃,但它有一样优点,那就是:命硬。
耐旱、耐涝、耐盐碱、耐贫瘠、南方北方都能种植。
不好吃,但也不是不能吃。
对於李祐这样的造反者来说,粮食储备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另一本书,《论衡》,也给李祐带来了不小的震撼。
这本书的作者王充先生是东汉人,在当时,“讖纬之学”非常流行,统治者更是大加提倡,搞得天下臣民异常迷信,日食、地震等自然现象被强行解释为“亡国之兆”,朝臣爭相援引讖纬攻击政敌,致使朝纲混乱、人心惶惶。
发展到后面,甚至考察一个人是否有才学,讖纬之学成为重中之重,导致读书人们一门心思研究讖纬,只为谋求一官半职,而不去研究经世济民的学问,思想界一片晦暗。
王充对这类现象深恶痛绝,便写出《论衡》,来批驳讖纬之学。
《论衡》认为,天地、万物、人,都是由同一的充塞於宇宙中的气形成,而且是在运动的过程中形成,所以天地万物不是上天有意创造出来的,而是“自然之化”。
既然“上天无意”,那所谓的“天人感应”就是无稽之谈,讖纬学说更是经不起推敲。
王充的思想无疑是具有先进性的,但此类学说触怒了统治者,所以王充一生穷困潦倒,鬱鬱而终。讖纬学说则继续大行其道,为祸不浅。
最后导致东汉灭亡的“黄天当立”,便与讖纬相关。
那可真是咎由自取,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
李祐在忙著读书,晁阳竇钧在忙著印书,士卒们则在忙著偷书。
贞观十九年的十月份,就这样迎来了尾声。
而在十月份的最后几日,有官府中人找上门来。
却是上面下来收田税的税吏。
如前所述,李祐买下了三处庄园。
两处是博陵崔氏子弟的財產,另一处则是民间富户的財產。
崔家的两处庄园不用交税,税吏们自然不敢去人家那边打扰。
所以税吏们来到另一处庄园,李祐刚好暂居於此,所以就碰上了。
“你们家八百亩的田,每亩纳粟五升,共四石,亦可交绢帛铜钱抵税。”
李祐问道:“用钱抵税,要交多少?”
领头的税吏想了想,道:“今年是歉年,粮米价贵,每石粟米三十钱。你们也不容易,给你算每石粟米二十五钱,共交一百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