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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第3页）

“多亏了您和刘老师。”小梅眼眶微红，“没有‘春藤计划’，没有你们每个月给我写信，鼓励我，我可能早就辍学嫁人了。”

她们在县城的小茶馆坐下。窗外是灰扑扑的街道，偶尔有摩托车驶过，扬起尘土。

“大学怎么样？”林余问。

“特别好。”小梅眼睛发亮，“我参加了学校的志愿服务队，周末去农民工子弟学校辅导功课。我还加入了文学社，开始写诗。”

她从书包里掏出一个笔记本，翻到某一页，递给林余。那是一首短诗：

《光》

曾经以为世界只有山的形状

直到有人告诉我

云层之上还有天空

天空之外还有星星

而星星也会变成种子

落在干涸的土地上

长成新的光

林余读着，鼻子发酸：“写得真好。”

“是写给你们的。”小梅轻声说，“刘老师上次寄给我的书，我在扉页上看到一句话：‘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别人的光。’我想，你们就是我的光。现在，我也想成为别人的光。”

“你已经是了。”林余握住她的手，“小梅，你比我们想象的更强大。”

接下来的几天，林余走访了十几个受助女孩的家。有的女孩考上了大学，有的在职业学校学技术，还有的留在村里，用学到的农业知识帮助家人增产增收。

变化是细微而坚实的。一个叫阿秀的女孩，家里原本坚决不让她读高中，准备让她嫁人换彩礼。在“春藤计划”社工和mentor（刘春青担任她的mentor）长达一年的沟通后，父母终于松口。现在阿秀在县职高学护理，她说：“等我毕业了，要去镇卫生院工作，让村里的老人看病方便些。”

另一个女孩小芳，曾经因为喜欢女生被村里人指指点点，差点被送去所谓的“矫正机构”。在苏曼（她主动申请担任小芳的mentor）的远程心理支持和法律援助下，小芳坚持了下来，现在在市里的职业学校学设计。她在给苏曼的信里写：“苏老师，我终于敢对自己说，我没有病，我只是不一样。而不一样，也可以很美。”

最让林余触动的是，好几个女孩成为了“春藤伙伴”的志愿者，利用寒暑假回到家乡，给更小的女孩们补课，分享自己的经历。她们形成了一个小小的、温暖的循环。

离开前的最后一晚，李主任请林余吃饭。这个皮肤黝黑、眼神锐利的基层干部，三年前还对林余充满警惕，如今已经把她当作战友。

“林记者，我得跟你说实话。”李主任喝了点酒，话多了起来，“一开始我觉得你们这些城里人，就是来拍拍照，写写文章，感动一下自己就走了。没想到你们真的一直在做。”

她给林余倒酒：“你知道吗？因为你那个报道，市里真的出台了新政策，给女童教育专项补贴。因为你那个基金会，这些丫头们有了继续读书的机会。现在她们回来说‘李阿姨，我要上大学’，我听着，心里……”

李主任说不下去了，低头抹眼泪。

林余也眼眶发热：“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是你们这些在基层的人，一年年、一天天在做实事。我们只是把光聚过来一些。”

“不。”李主任摇头，“光很重要。这些丫头们，以前觉得人生就是这样了——嫁人，生孩子，干活，老去。现在她们知道，原来女孩子也可以有别的活法。这个‘知道’，就是最宝贵的光。”

窗外，山区的夜空格外清澈，星星密得像撒了一把碎钻。林余想起很多年前，她刚到玉藤市时，站在高楼林立的街头，觉得自己渺小如尘埃。如今她走遍大山深处，看见那些曾经如尘埃般的生命，因为一点点光，开始闪闪发亮。

她给刘春青发信息：“春青，我们做的，真的有意义。”

回复很快：“我一直知道。”

配图是家里的阳台：绿萝爬满了整面墙，开着一簇簇白色的小花。三八线蹲在花盆边，蔓蔓和它的孩子们在藤蔓间嬉戏。念林坐在地上画画，画面上是一片茂盛的森林。

林余把这张照片保存下来，设为手机壁纸。在这个远离家的山区县城，这张照片成了她最温暖的慰藉。

十一月，《蔓生》正式出版。新书发布会在玉藤市最大的书店举行，到场的人挤满了三层楼。刘春青站在台上，看着下面那些年轻或不再年轻的面孔，忽然想起自己第一本书发布时的紧张。

三年过去了，她依然会紧张，但不再恐惧。

“《蔓生》这本书，写的是‘春藤计划’中一些女孩的故事。”刘春青开口，声音通过麦克风传遍整个大厅，“但更准确地说，它写的是‘成长’——那些在石缝中也要向上生长的力量。”

她讲了几个故事：小梅如何从差点被卖掉的女孩，成长为师范大学的学生；阿秀如何说服父母让自己读书；小芳如何接纳自己的性取向；还有那些成为志愿者的女孩们，如何把接受到的光传递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