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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第4页）

刘春青抬头。说话的是个约莫三十出头的男人，穿着浅灰色毛衣，戴细框眼镜，手里拿着一本她刚出版的《蔓生》。他身形清瘦，眉眼干净，笑容里带着书卷气的腼腆。

“没有，请坐。”她礼貌地点头。

男人坐下后，目光落在她摊开的笔记本上——上面有她随手画的绿萝藤蔓速写。“你也喜欢植物？”

“家里养了一盆，养了很多年。”刘春青简单回答，注意力已转向即将开始的讲座。

讲座很精彩。那位生态作家讲述如何在城市化进程中记录消失的荒野，如何用文字为无法发声的自然代言。刘春青听得入神，笔尖在纸上飞快移动。

提问环节，她举手问了一个关于“非人类叙事伦理”的问题。问题有些专业，作家思考片刻才给出回答。结束后，身旁的男人轻声说：“这个问题提得很好。我也一直在想，当我们替自然、替边缘群体发声时，如何避免另一种形式的‘代言暴力’。”

刘春青有些意外地看他一眼。男人笑了笑，递过一张名片：“杨树，自由撰稿人，也在做边缘群体的口述史项目。刘老师，我读过您的《三八线》和《蔓生》，很受启发。”

原来是同行。刘春青接过名片，也交换了自己的联系方式。沙龙结束后，几人移步书店咖啡区继续交流。杨树话不多，但每次开口都切中要害，对非虚构写作的见解与刘春青颇有共鸣。更难得的是，他提到自己正在做一个关于城市外来老年群体的项目，关注那些随子女迁居城市、在语言和文化隔阂中孤独老去的人。

“我奶奶就是这样，”杨树说，声音低了些，“从农村来城里帮我带孩子，等孩子大了，她却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了。我想记录这些声音，哪怕改变不了什么。”

这话触动了刘春青。她想起林余的母亲，想起很多“春藤计划”里女孩的祖母。她们是故事的背景，却是生命的全部。

交流持续到傍晚。离开时，杨树很自然地与她并肩走出书店。“刘老师接下来去哪儿？我往地铁站方向。”

“我先生来接我。”刘春青看了眼手机，林余五分钟前发消息说已到附近。

杨树点点头，神色无异：“那明天作家协会的研讨会见？”

“明天见。”

林余的车停在街角。刘春青上车时，林余正低头回工作消息，随口问：“沙龙怎么样？”

“挺好的。遇到个做口述史的同行，聊得来。”刘春青系好安全带，没注意到林余敲击屏幕的手指微微一顿。

“男的女的？”

“男的。叫杨树，挺有想法的一个人。”

林余“嗯”了一声，没再追问。车驶入暮色中的车流，电台放着轻音乐，两人各怀心事。

那天之后，刘春青与杨树因工作交集又见了几次面。作家协会的研讨会，图书馆的专题分享，甚至一次“春藤文库”的稿件评审——杨树主动提出可以帮忙看看孩子们的文字，提些专业意见。

他的确专业，评点细致中肯，给几个女孩的写作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建议。小梅尤其喜欢他，说杨老师看问题的角度很特别。刘春青也逐渐放松警惕，将他视为可以探讨专业问题的同事。

变化发生在十二月初。市里要举办一个“城市记忆”影像展，征集关于玉藤市变迁的摄影和短片作品。策展人同时邀请了刘春青和杨树担任文学顾问，负责作品的文字阐释。

这意味着他们需要频繁见面，共同审看作品，讨论文案。有时在策展人办公室，有时在咖啡馆，有时在杨树的工作室——一个堆满书籍和档案的老公寓。

林余第一次察觉到异样，是在一个周五的晚上。她加班到九点回家，发现刘春青还没回来。打手机，响了很久才接。

“春青，在哪儿？”

“还在杨树这儿看片子，有个系列的叙事逻辑需要理顺。”电话那头背景安静，刘春青的声音带着工作时的专注，“可能要晚点，你先吃，别等我。”

“什么时候回来？”

“大概十点半吧。你先睡。”

挂了电话，林余看着一桌冷掉的饭菜，心里莫名堵得慌。这不是刘春青第一次因为工作晚归，但“在杨树这儿”这个地点，像一根细刺扎进肉里。

她走到阳台，点了支烟——戒了很久，偶尔压力大时还是会抽一两根，夜色中的玉藤市灯火璀璨，她却感到一种熟悉的、久违的不安。像很多年前，当她还不确定刘春青是否也会喜欢女生时，那种悬在半空的无着落感。

十一点，刘春青才回来，身上带着初冬夜间的寒气，还有一丝淡淡的、不属于家里任何一款香氛的味道——像是雪松混着旧书页的气息。

“回来了？”林余从沙发上站起来，尽量让声音平静。

“嗯，片子比预想的复杂。”刘春青脱下外套，没注意到林余审视的目光，“你吃饭了吗？”

“吃了。”林余顿了顿，“那个杨树……你们最近走得很近？”

刘春青正在倒水的手停了一下：“工作需要。他是很专业的合作伙伴。”

“只是工作？”

这话问得直接，空气瞬间紧绷。刘春青转过身，看着林余：“你什么意思？”

“我没什么意思。”林余别开视线，“就是问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