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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6章天理人欲百家争鸣十四（第1页）

第56章天理人欲百家争鸣（十四）

除此之外，朱熹还和史学家过不去。

南宋时修史成风，许多学者都爱修前朝史书与本朝史书，出现了许多著作，例如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1183年最终成书）、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1194年成书）、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1208-1216年成书）。

朱熹看大家都爱修史啊，好啊他们修史我也修。

他把孔子学问变成自己的了还不满足，也要学孔子作《春秋》，写一本史书来鉴别到底谁是道德君子，谁是虚伪小人，古人要在他笔下走上一遭道德审判。

在朱熹自己看来，编纂《资治通鉴纲目》绝非简单的史学工作，而是一场继孔子作《春秋》之后的又一次笔削历史。

“司马君实（司马光）作《通鉴》，详矣备矣，然如散钱满屋，未有条贯。某今作《纲目》，正如孔子作《春秋》，要明大义、正名分、定褒贬，使乱臣贼子惧。”

朱熹必须用一部史书证明历史必须用天理这把尺子来衡量，也就是朱熹的道德认定。

南宋偏安江南，金国虎视眈眈，朱熹要通过历史告诉世人：偏安不等于无理。

他尊蜀汉为正统，贬曹魏为篡逆，曹操统一北方是最大汉贼。暗喻南宋虽小，却是正统；金国虽大，实为夷狄。

背后逻辑很明确：刘备是汉室后裔延续汉朝统绪，符合君臣大义；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儿子最终篡汉，违背忠君准则。

朱熹通过这种历史重构，传递正统理念，同时也暗合南宋偏安江南的现实，以蜀汉偏安仍为正统为南宋政权合法性辩护。

他借历史阐释三纲五常与仁义道德，将史学彻底转化为理学传播工具。

比如他明确提出史以载道，认为史书的价值不在于罗列史实，而在于明辨是非，让读者通过历史认知天理、坚守纲常。

对唐太宗李世民的评价，最能体现朱熹道德审判优先原则。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详细记载了玄武门之变的起因、经过，既批判李世民弑兄杀弟、逼迫父亲的行为违背人伦，也客观记录其后续开创贞观之治的功绩，承认其治国能力；李心传等史学派学者也会完整呈现事件全貌，不回避任何细节。

但朱熹在《纲目》中抛弃这种平衡：纲以大字明确写“六月太白经天，秦王世民杀太子建成、齐王元吉”，直接定性为弑亲；目的注解反复强调“以子逼父、以弟杀兄，大伦灭矣”。

在朱熹看来君臣、兄弟之伦是天理核心，李世民违背这一准则，即便治国再有成效，也终究是失节之人。

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儒生必须要有骨气，怎么能够侍奉逆贼与蛮夷呢，这还是儒生么？

除此之外，朱熹和程朱理学还与一大帮别的学说犯冲，根本聊不到一块，所以当反朱熹与理学时，那当真是一呼百应，各家各派都看他们极其不顺眼，实在是嘴太碎了，谁来都要骂上两句。

。。。

夜已深，但临安城的繁华在夜晚别有味道。

一处庭院内，各个有点身家的商人们品着上等好茶谈天说地。

“刘掌柜，你站哪派？”

“那还用说？永嘉学派！”刘掌柜拍着算盘，“水心先生叶适当过咱们泉州知州，重商，市舶司的税一文不增，还说通商惠工富国强兵，理学家呢开口就是耻于言利，呸！没有利，朝廷哪来的钱养兵？”

“今日吴子良说得好，商税进了国库，这些钱养兵赈灾难道是臭的，这话痛快！”

刘掌柜翻开账本，这是他的私账。

“诸位看，我这家铺子庆元元年（1195年）开业，本钱三千贯。”

“我雇了多少人，铺子倒是没多少，可后面跟着吃饭的人就多了。”

他掰着手指算，“掌柜两人、账房三人、伙计十人、染坊工匠四十人、绣娘三十二人，八十七人靠我这铺子吃饭！”

“这八十七人每人养一家三口，就是二百六十一人！”

“都骂我们商人重利轻义，眼中只有孔方兄，那我问这二百六十一人该不该吃饭，该不该穿衣该不该活下去？”

做海外香料生意的林员外开口：“水心先生我也佩服，他说王霸可以杂用，按我想的便是该硬气时硬气，该讲和时讲和，做生意不也一样？”

“我去年贩沉香遇到当地官府刁难，跟他们讲道理屁用没有，我用的什么法子？找当地豪商大户疏通门道，该送钱送钱该威胁威胁，这就是杂用，把事情办成了。”

“他还说功到成处，便是有德，这话实在，你把货安全运回来，把税足额缴了，把伙计工钱发了，这就是功德，比不干活光动嘴强多了。”

同样做海运的陈员外一拍大腿：“林兄说到我心坎里了，去年我的船队从占城回来载了三千担香料。市舶司抽解（征税）时，那个司吏一边点货一边念叨满身铜臭，臭不可闻。

呼，我当时气的不行，不就是要我私下给他点好处么，说那些作甚。

要是没我们，这些酒楼用什么调味，药铺用什么入药？宫里的娘娘们用什么熏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