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深觉得自己这辈子就是一团被人踩过的口香糖,黏在哪儿都招人嫌。
他今年三十二岁,身高一米七二,体重一百六十斤,头发三天没洗,油腻腻地贴在额头上。他的脸不大好看——不是那种丑得有特色的脸,而是那种普通得让人记不住的丑:绿豆眼,塌鼻梁,嘴唇厚得像是被人打肿过,下巴上永远挂着几根剃不干净的胡茬。
他穿的衣服永远大一号,灰扑扑的卫衣领口松垮垮地耷拉着,袖口磨出了毛边,牛仔裤的膝盖处鼓起两个包,鞋是那种几十块钱的白色运动鞋,鞋帮已经泛黄,左脚那只还裂了一道口子。
他住的地方在城北的城中村,一间月租六百块的隔断间,大概八平米,放了一张单人床就转不开身了。墙皮剥落,露出里面灰黑色的水泥,天花板上有水渍,形状像一只摊开的癞蛤蟆。窗户对着一条窄巷子,对面就是另一栋楼的墙壁,间隔不到一米,白天也要开灯。隔壁住着一个在KTV上班的女人,每天晚上两点多回来,高跟鞋踩在走廊上的声音像钉子一样扎进他的耳膜。他从不跟那个女人说话,有一次在走廊上碰见,对方看了他一眼,像看一块墙皮似的,目光连停都没停就滑过去了。
他不在意。或者说,他早就习惯了。
七个月前,他还在城里一家小广告公司做文案策划。说是策划,其实就是给客户写那些“震撼全城”“巅峰之作”之类的广告词,配上大红大紫的版面,印在楼盘传单或者商场海报上。他干得不差,但也谈不上好。他的主管叫李茂,比他小两岁,长得精神,说话利索,每次开会都能把客户哄得眉开眼笑。李茂从来看不上林深,每次审稿的时候都皱着眉头,把打印纸甩得哗哗响:“林深,你这写的什么东西?你自己看看,‘岁月静好,安享繁华’——这他妈谁教你的?客户要的是炸裂,炸裂你懂不懂?你是不是从哪个老干部活动中心抄来的?”
同事们就低头笑。有几个年轻的女设计,笑完了还会互相交换一个眼神,那种眼神林深太熟悉了——不是恶意,但比恶意更让人难受,那是一种纯粹的、毫不掩饰的轻视,像是在看一件不合时宜的旧家具。
他被辞退的那天是个周五下午。李茂把他叫进办公室,语气出奇地和蔼:“林深啊,公司最近在调整架构,你也知道,咱们这个行业更新换代太快了……你的情况公司也考虑了很久,这是两个月的补偿金,你签个字吧。”
林深没有说话。他看着李茂办公桌上那盆绿萝,叶子绿油油的,养得真好。他签了字,走出办公室的时候,发现工位上的东西已经被行政收进了一个纸箱——一个保温杯,一本翻烂了的《文案训练手册》,一包抽了一半的纸巾,还有一张他和前女友的合影,照片里的女人已经被他拿记号笔涂掉了脸,只剩下一团黑色的墨迹。
他抱着纸箱走出写字楼的时候,门口的保安大叔问他:“下班啦?”
他说:“嗯,下班了。”
然后他就再也没有上过班。
七个月里,他投了一百多份简历。不是没有回音——有几家小公司让他去面试,但每次面试官看到他那张脸、那身打扮、那种说话时眼神躲闪的样子,脸上的表情就从“期待”变成了“礼貌”,再从“礼貌”变成了“赶时间”。
有一次面试了一家做文创产品的公司,面试官是个三十出头的女人,穿着得体的西装裙,指甲涂成暗红色。她看了一眼林深的简历,又看了一眼他本人,嘴角动了一下,像是想说什么又咽回去了。她问:“您这七个月的空窗期,在做什么呢?”
“在……调整自己。”林深说。
“调整什么呢?”
他张了张嘴,没有回答上来。
面试总共持续了四分半钟。他走出那家公司的大门,在路边的垃圾桶上坐了一会儿,看着来来往往的车流,忽然觉得自己连被嫌弃的资格都快没有
后来他又面试了几次,有一次还进了二面。那是一家做房地产营销的公司,面试官是个戴金丝眼镜的中年男人,看起来很和善,问了他很多关于广告策略的问题。林深觉得自己回答得还可以,甚至说到后来还有点激动,讲了自己对某个楼盘定位的理解。那个男人一直点头,末了说:“你的想法很有意思,我们回头让人事联系你。”
他等了五天,没有等到电话。他鼓起勇气打过去问,前台小姑娘的声音甜甜的:“不好意思哦,那个岗位已经招到人了,祝您求职顺利哈。”
那天晚上他躺在出租屋里,盯着天花板上的水渍癞蛤蟆,手机屏幕的光照在他脸上,把他的脸色照得像死人一样白。他又开始刷招聘网站,一页一页地翻,翻到第十页的时候,一条信息卡在那里:
“市博物馆招聘保洁员,年龄不限,学历不限。工作内容:负责展厅日常清洁维护,要求做事细致,能独立完成工作。薪资面议。
他的拇指在屏幕上停了两秒钟。然后他点了“申请该职位”。
投完简历他又觉得自己可笑,他把手机扔到一边,翻了个身,脸朝着墙壁。墙皮的味道钻进鼻子里,潮乎乎的,像发霉的馒头。
但第二天早上,他还是接到了电话。对方是个中年女人的声音,说让下午去面试。地址在城西的博物馆,坐公交要换两趟,大概一个小时。
他犹豫了一下,还是从床上爬了起来。他翻遍了衣柜,找出一件相对干净的深蓝色polo衫,领子没有明显发黄,只是腋下有一小块汗渍,不仔细看看不出来。他把那件衣服挂在水龙头下冲了冲,用吹风机吹干了,穿在身上。裤子和鞋实在没法弄,就那么去了。
博物馆门口,两棵法国梧桐的叶子已经黄了一半,风一吹就往下掉。林深站在大门前,抬头看了看那栋灰砖老建筑,觉得这地方跟他想象中的不太一样——不是那种金碧辉煌的大馆,而是安安静静的,像一个退休的老教授。
面试他的就是那个打电话的中年女人,姓周,大家都叫她周姐。周姐五十来岁,短发,圆脸,穿着一件灰色的夹克,说话声音不大但很干脆。她看了看林深——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目光在他那双开裂的鞋上停了一瞬——然后把那张只有三行字的简历放在了桌上。
“你以前做过什么?”她问。
“干过很多,”林深说,声音有点发紧,“最近一份是在广告公司做策划。”
周姐又看了他一眼,那目光里没有嫌弃,但也算不上亲切,更像是某种见惯了各种人的平淡。“那怎么想来做保洁?”
林深想说“为了钱”,但话到嘴边变了。他低着头说:“我想找个安静的地方待一待。”
周姐沉默了几秒,从抽屉里拿出一张表格推过来:“试用期一个月,工资两千八,转正后三千二,管一顿午饭。能接受就填一下。”
“能。”
上班第一天,林深七点二十就到了博物馆门口。他怕迟到,头天晚上设了三个闹钟,结果四点就醒了,翻来覆去没再睡着。他站在门口等了一会儿,保安大叔开了门,让他进去。
周姐已经在了,手里拿着一套深蓝色的工作服递给他:“去更衣室换上,裤子可能有点长,你卷一下裤腿。”
更衣室在负一楼,窄□□仄,只有两个铁皮柜子和一张长凳。林深脱掉自己的衣服,换上那套工作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