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交上去的当天下午,沈不言从宫里带回来一句话。
不是皇帝说的。是皇帝身边的总管太监传的口谕,原话只有四个字——“静候旨意。”
苏榆听到这四个字的时候,正在整理最后一批证据卡片。她手里的动作顿了一下,抬头看沈不言。沈不言站在门口,官服还没换,领口被汗浸湿了一圈,脸色比平时更白了一些。进宫面圣从来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但苏榆觉得他今天格外疲惫——不只是身体上的疲惫,是那种把一块巨石推上山、却发现山顶还在更高处的疲惫。
“静候旨意。”苏榆重复了一遍这四个字,“然后呢?”
“然后等着。”沈不言走进来,在唯一的空椅子上坐下,长腿伸到桌案下面,靠进椅背里闭上了眼睛,“皇上没有当场表态,让我把报告留下,说要‘细看’。”
苏榆的心沉了一下。
皇上要“细看”。不是震怒,不是立即下旨彻查,而是“细看”。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皇上在犹豫。七百四十万两银子,从国库流进了自己儿子的口袋——这个事实,皇帝比任何人都清楚意味着什么。但清楚是一回事,下决心是另一回事。
荣王是皇帝的亲儿子。杀了荣王,皇帝就杀了一个儿子;不杀荣王,朝廷的根基就被蛀空了。这是一个没有正确答案的选择。
苏榆低下头,继续整理手上的卡片。她帮不了沈不言这个忙,她只能把账算清楚。至于皇帝怎么选,那不是账房能管的事。
“沈大人,”她一边整理卡片一边说,“焦南的事,有进展吗?”
沈不言没有睁眼,但苏榆注意到他的手指在椅子扶手上轻轻敲了两下——他在思考要不要说。
“有。”他最终开口,“派去湖州的人传回消息,焦南的老宅已经空了三年。邻居说他永安三年秋天回来过一次,住了几天就走了,之后再也没回来过。但他走之前,在老家祠堂里留了一个东西。”
苏榆猛地抬起头。
“什么东西?”
“一个木匣子。”沈不言睁开眼睛,目光落在天花板的裂缝上,“邻居说焦南走的那天晚上,一个人去祠堂待了很久,出来的时候手里没有东西,但祠堂里供桌底下的青砖被他撬开了一块。邻居第二天去看,砖已经盖回去了,但砖缝里的土是新的。”
苏榆的大脑飞速运转。祠堂。供桌底下。撬开青砖。焦南把什么东西藏在了祠堂里,然后离开了,再也没回来。
“沈大人,那个木匣子——”
“还在查。”沈不言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墙边,看着那张资金流向图,“湖州那边的人已经去了焦家祠堂,但祠堂的钥匙在焦家族长手里,族长不在本地,需要等两天。”
两天。苏榆的手指不自觉地攥紧了手中的卡片。两天的时间,足够荣王府的人先一步找到那个木匣子。如果焦南真的在那个匣子里留了什么证据,那可能是整个案件最关键的一环——比永昌票号的账册还关键。因为账册只能证明银子流向了荣王府,不能证明荣王知情。但焦南留下的东西,如果能证明他是受荣王指使设计这套系统的,那荣王就再也无法用“不知情”来脱罪了。
“沈大人,我——”苏榆刚开口,就被沈不言打断了。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沈不言没有回头,声音里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坚定,“答案还是不行。”
苏榆闭上了嘴。
她在心里算了一笔账。从京城到湖州,快马加鞭大约需要六天。来回十二天,加上在湖州查证的时间,至少半个月。她离开半个月,这些账册和卡片虽然已经整理好了,但荣王那边如果反扑,监察司需要一个能随时从证据中找出关键点的人——这个人必须懂复式记账,必须熟悉永昌票号的账目体系,必须能在一堆数字中一眼看出问题。整个监察司,甚至整个京城,只有苏榆一个人能做到。
沈不言不让她去,有他的道理。
但苏榆心里那种不安的感觉越来越强烈。焦南是江南道湖州府人,湖州是荣王外祖家的地盘。监察司的人去了湖州,就算他们再小心,也难免会被人盯上。那个木匣子,如果荣王府的人也知道了,他们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价抢先拿到手。
“沈大人,派去湖州的是谁?”
沈不言转过身,看着她。
“你认识的。每天给你送饭的那个。”
苏榆愣了一下。那个灰衣小吏,沉默寡言,每次放下饭菜就走,从不多话。她甚至不知道他的名字。
“他一个人?”
“两个人。他带了一个帮手。”
两个人。去一个敌人的地盘,找一件可能被敌人抢先的东西。苏榆咬了咬嘴唇,没有再说什么。
沈不言走到门口,停了下来。
“苏榆,”他没有回头,声音比平时低了一些,“你写的报告,皇上看得很仔细。总管太监说,皇上翻到第三页的时候,停了一盏茶的工夫。”
第三页。苏榆回忆了一下自己写的报告——第一页是总论,第二页是案情经过概述,第三页是四个衙门涉案金额的详细列表。皇上在第三页停了一盏茶的工夫,说明他不是一个数字一个数字地看的,他在看某个他特别在意的数字。
哪个数字让一个皇帝看了一盏茶的工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