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河上的第五天,苏榆看到了京城的城墙。
晨曦中,灰黑色的城廓从地平线上缓缓升起,像一头蛰伏的巨兽。城墙上的垛口一个挨着一个,在淡青色的天幕上勾勒出锯齿状的剪影。城楼上插着旗,旗子在晨风里猎猎作响,金色和红色交错的纹样远远看去像一团燃烧的火。
苏榆站在船头,扶着舱门,看着那座她离开了半个月的城市。
半个月。她骑着一匹八百文钱的瘦马出城,坐着监察司的船回来。出城的时候是一个账房,回来的时候——还是账房。但怀里的红木匣子,已经不是那个空的了。
沈不言从船舱里走出来,站在她身边,手里抱着那个真正的匣子。一路上,他亲手抱着,从不假手于人。睡觉的时候匣子放在枕头边,吃饭的时候匣子放在手边,船靠岸补给的时候匣子锁在船舱的暗格里,钥匙挂在他脖子上。
“苏榆。”他忽然开口。
“嗯?”
“进了城,你先回回春堂。”
苏榆愣了一下,转过头看着他。沈不言的目光落在远处城墙的轮廓上,没有看她。
“不是要进宫吗?”苏榆问。
“我一个人去。”沈不言说,“你在场不合适。这件事,知道的越少越好。”
苏榆沉默了一下。她知道沈不言的意思——皇帝面前,一个药铺账房出现在那种场合,不合规矩。而且,如果皇帝看到苏榆,就会知道监察司在查这件案子的过程中,用了一个十六岁的姑娘做诱饵。沈不言不想让苏榆暴露在皇帝面前,不是因为她不够资格,是因为他在保护她。一个被皇帝记住的人,在朝堂上不是好事。
“沈大人,”苏榆从袖中取出那枚监察司的临时差牌,递给他,“这个还给你。我不需要了。”
沈不言看了一眼那枚差牌,没有接。
“留着。”他说,“以后还用得着。”
苏榆的手停在半空中,看着他。
以后还用得着。这句话的意思是——这件案子结束之后,苏榆和监察司的关系不会断。她还会有用,还会被需要,还会有一个身份。不是回春堂的账房,是监察司的苏榆。
她把差牌收回了袖中。
船在城南的码头靠岸。灰衣小吏已经提前准备好了马车,苏榆上了马车,沈不言没有上。他站在码头上,抱着那个红木匣子,看着苏榆的马车驶出码头,拐进了城南的街道。
马车里,苏榆掀开车帘,回头看了一眼。沈不言已经不在码头了。
她放下车帘,靠在车壁上。
回春堂还是老样子。门楣上的招牌被雨水洗得发白,“回春堂”三个字的金漆剥落了大半,但铺子里的药香还是那股熟悉的味道——苦的、涩的、带着一丝甘草的甜。青禾看到苏榆的时候,手里的鸡毛掸子掉在了地上,嘴巴张得能塞进一个鸡蛋。
“榆姐儿!你——你回来了!”
苏榆笑了笑,弯腰捡起鸡毛掸子,塞回青禾手里。“铺子里还好吗?”
“好着呢好着呢!”青禾的眼眶红了,声音带着哭腔,“东家天天念叨你,说你出门办货怎么半个月都不回来,怕你在外面出事了。我——我去叫东家!”
她一溜烟跑进了后院。
苏榆站在账房门口,看着那间她住了大半年的屋子。桌案上还是老样子,账册整整齐齐地码着,笔架上的毛笔排成一排,砚台里的墨已经干透了,结成一块黑褐色的硬壳。墙角那盆文竹长高了不少,嫩绿的藤蔓顺着墙壁爬了半人高。
苏榆走进去,在椅子上坐下来。椅子的弧度刚好贴着腰,桌案的高度刚好够她伏案写字。这个地方,她熟悉得闭着眼睛都能摸到每一本账册的位置。
但她知道,她不会在这里坐太久了。
沈不言进宫之后,苏榆在回春堂等了三天。
这三天里,她没有出门,没有见客,甚至连账房的窗户都没有打开。青禾每天给她送饭,每次都欲言又止地看着她,想问她这半个月去了哪里,但看到她脸上那种沉静的、不愿多说的表情,又把到嘴边的话咽了回去。
陈鹤亭倒是问了一次。他坐在苏榆对面,端着茶碗,斟酌了很久,说了一句:“小榆,东家知道你不是普通人。你在外面做的事,东家不问。但你要是有什么难处,东家能帮的一定帮。”
苏榆看着陈鹤亭那张憨厚的、带着皱纹的脸,忽然觉得鼻子有点酸。这个中年商人,不知道什么是复式记账,不知道什么是资金流向图,不知道什么是一百二十张证据卡片。但他知道一件事——苏榆在替他扛一件他扛不住的事。他能做的就是——不问,不添乱,在她回来的时候给她留一盏灯,一碗热饭。
“东家,”苏榆说,“我没事。一切都会好的。”
陈鹤亭点了点头,没有再问。
第三天夜里,苏榆在账房里整理那些从湖州带回来的笔记和卡片。她已经把所有线索重新梳理了一遍,准备等沈不言的消息一到,就能直接上手。
门被敲了两下。
不是青禾的敲门声——青禾敲门总是很急,咚咚咚的,像是怕里面的人听不见。这敲门声很轻,两下,中间隔了半秒,不急不躁。
苏榆放下笔,走过去开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