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哲和布复虑交底自己的想法,他指出,当前仅存两种逻辑推演——第一种,王天明系案件行为人,需待其苏醒后固定口供;第二种,王天明并非行为人,仍需待其苏醒后排除或确认嫌疑。两种假设的交汇点一致——真相的厘清必须以王天明恢复意识为前提。
四日后,王天明生命体征趋于平稳苏醒指日可待,转出重症监护,转入外科普通病房。同日,许君竹作为关键关联人员入住明州市局安全屋,配合调查。核心对象既已受控,市局按程序撤除此前部署于医院的专项安保力量。
夜里十点刚过,外科病区,那个下午因“小腿外伤”被急诊收进来的男人,此刻正独自坐在轮椅上,手指推动轮辐的力道均匀得像在丈量什么。
值班护士正被一台刚推回来的术后病人缠住手脚,处置室的门开着,碘伏气味散出来,遮住了走廊里其他气息。走廊尽头,王天明躺在病房里,护士帮他翻成左侧卧,他右腹的刀伤不能受压,轮椅在王天明门口停住。男人站起来,闪身挤入那道虚掩的门缝。
男人抽出匕首,一步跨到床沿。就在他左手即将捂住“王天明”口鼻、右手刀刃刺向左肋的瞬间,侧卧的人突然动了。
“王天明”原本蜷缩的左肩猛地一沉,身体以腰为轴向右翻转。压在身下的左手如铁钩般向后抡出,精准扣住男人持刀的手腕。“王天明”借着翻身拧腰的力道,将那只手向反关节方向狠狠一撅,腕骨断裂的脆响在深夜格外清晰,匕首脱手砸在地上。
“王天明”顺势将男人向自己怀里一拽——不是拉拽,是近身控制中破坏重心的杀招。男人失去平衡扑向床沿的刹那,“王天明”曲在胸前的右拳暴起,拳面直接砸在男人面门。男人的后脑勺撞上身后的白墙,发出一声闷响。
“王天明”翻身坐起,右腿从被子里抽出,一记侧踢蹬在男人右肩。男人被踹得向后仰倒,脊背重重砸在地板上,抽搐了两下,彻底瘫软。
病房顶灯啪地亮起,灯光下哪里是王天明,竟是明州市局刑警队队长——警界比武大会冠军文哲。
文哲走过去,鞋尖将那人的下巴挑向灯光,血糊了半张脸,但认得出来——谭公村副村长,谭卫民。
明州市局经研究决定,将王天明遇刺案与谭伟案并案调查。两案证据链表面闭合,但各方指出的疑点尚未得到解释。市局决定反向操作——撤除医院专项安保,以留置王天明为明棋,如果存在真凶,一定会千方百计补刀,这几天布复虑与文哲轮流假扮王天明卧于病床上——姜太公钓鱼。
下午,谭卫民持他人医保卡在急诊登记入院。文哲从大厅监控里认出了他,在这种时刻,冒用医保卡就医本身即构成重大异常,市局随即启动对其社会关系的背景核查。
户籍系统全面电子化是近十年的事,谭公村地处偏远,基层档案仍以纸质为主,未能完全接入省级人口信息系统。目前能从乡镇派出所调取的底档里,关于谭卫民的信息极其有限——男,四十一岁,谭公村原住民,现任副村长,婚姻状况未婚,父母一栏标注“已故”,社会关系几乎空白。
文哲决定先将谭卫民留置二十四小时,暂不讯问。利用密闭空间与信息隔绝持续施压,待其心理阈值出现松动后再行突破,效果通常优于直接强攻。
他拎着一篮明州本地的枇杷走进安全屋,枇杷的绒毛在灯光下泛着淡金。文哲挑了整篮最饱满的,所谓问案情不过是顺嘴的借口,他只是想看看她。门推开的瞬间,布复虑正坐在房间和许君竹说笑。他们两人目光在空气中撞了一下,都愣在那里。
“你怎么来了?”布复虑问,“哟,大枇杷。”
“我怎么不能来?谭卫民的事,你怎么看?”文哲很明显在问许君竹。
许君竹剥了一个枇杷放进嘴里,牙齿咬破的刹那,汁水在舌尖炸开,甜而不腻。
“这枇杷真好吃!”许君竹一边吐核一边称赞,“击昏我的人大概率不是谭卫民,我仔细回忆了下时间轴,总感觉击昏我的人,是提前潜伏在那里的,等我跑过去,他从后面跟上我。谭卫民不具备作案时间,但这仅限于我的感觉,没有证据支撑。”
许君竹穿着粉色屁桃睡衣盘腿坐在沙发上,脸上的痂结了层褐色的壳,东一条西一条,像只花脸猫。小盆搁在膝头,她已经剥了半盆枇杷,拈起一个朝文哲一递,“慰劳一下警界的颜值代表!”
布复虑正咽下嘴里的枇杷,听见许君竹这句话,汁水呛进气管,偏头闷咳了两声,“明天贺收可就到了啊——”
文哲手插在兜里,脸上看不出波澜,犹豫了两秒,他还是走过来接了,指尖擦过她沾着汁水的指腹,他把那颗光溜溜的枇杷放进嘴里,面无表情地嚼着,耳尖却慢慢红了。
翌日,文哲走进审讯室,他没翻材料,没说话,只是盯着谭卫民,他的眼神不凶,像暴雨将至的海平面,平静但暗潮涌动,沉默在空气里越压越实,看谁先绷断这根绳——文哲特色,无声胜有声。
谭卫民在铁椅子上蜷了一夜,眼眶陷进两团青黑,眼球上爬满血丝,“是我做的。”
文哲没讲话,依然看着他。
“谭伟是我杀的,王天明也是我刺伤的。”谭卫民继续说。
“为什么?”文哲终于开口,“你的动机是什么?”
三十五年前的一九九一年,深川市夏天格外闷热,谭卫民记得那台十四寸黑白电视机的屏幕总在闪,雪花点混着《黑猫警长》的主题曲,父亲谭达盘腿坐在工棚的竹床上,汗珠子顺着脊梁往下淌,在腰际勒出一道深色的盐渍。工棚是竹子和石棉瓦搭的,隔壁住着同村来的几户,女人骂孩子的声音、男人打呼噜的声音,隔着一层纤维板彼此渗透。
那天晚上,父亲给他扇扇子,用的是半张旧报纸。六岁的谭卫民盯着电视里的黑猫警长抓老鼠,眼睛瞪得像铜铃,父亲说,“卫民,爹明天带你去海边捡贝壳。”话音没落,工棚外传来脚步声,不是一个人的,是很多人的胶鞋摩擦沙地的声音。门帘被掀开,几个穿制服的人,最前面那个年轻民警的帽檐压得很低,脸藏在阴影里,后来谭卫民才知道,那人叫王天明。
“谭达,出来!”
谭卫民抓住了父亲的手,那只手上全是老茧,直到王天明走进来,把他从床上拎起来放到一边,那双手很有力,掐着他的腋下,像拎一只小鸡,谭卫民看着父亲被带走,父亲的背影在工棚门口顿了一下,似乎想回头,但王天明的手推在他背上,背影就消失在深川的夜色里。
第二天,谭卫民被带到一间屋子里,有人问他昨晚父亲在哪儿,他说在家,一起看动画片,问父亲有没有出去过,他说没有,父亲一直陪着他,还说一起捡贝壳,问他有没有听到隔壁工棚的动静,他说没有,电视声音很大。
二十天后,谭卫民和母亲从警察口中得知,同村来的女人死在了东侧工棚里,脖子上有紫黑色的掐痕。法医从她体内提取到精斑,送省厅做了DNA比对,认定与谭达同一,死者是谭伟伯的妻子。
精斑、DNA,这些词谭卫民和母亲听不懂,他们只知道,父亲做了见不得人的事,很下作。
不知过了多久,谭达招供了,他说他和那女人是情人关系,做过很多次,熟到不需要商量。这次女人忽然反抗,挣得很厉害,他怕她喊出声,伸手去捂,捂不住,就掐住了她脖子。等他松手,人已经没气了。
他请求政府看在他主动交代、又是失手的情况下,从轻发落。
那年年底,谭达还是被判处死刑,执行那天,谭卫民没有见到父亲最后一面,他只收到一个搪瓷缸子,是父亲在工棚里喝水的,缸子底印着“安全生产”四个字,红漆磨掉了大半。
他们被送回谭公村时,没有一户人家开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