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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急（第1页）

六月的香港，闷热得像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捂住口鼻。

陆予琛从律所出来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中环的写字楼依然灯火通明，玻璃幕墙倒映着维多利亚港的霓虹，像一座永不沉睡的水晶宫。他松了松领带，靠在车门上点了根烟。二十四岁的执业律师，西装革履地混在这片钢筋水泥的丛林里，看起来和任何一个野心勃勃的年轻人没什么不同。

只是没人知道，他住在太平山顶那栋三千尺的豪宅里，有一个四十出头的父亲，是香港地产业叫得出名字的人物。

陆柏年。

他在心里默念这两个字，像含着一块冰。凉意从舌尖蔓延到四肢百骸，说不清是恨还是别的什么。

车驶上半山的时候，雾气浓了起来。陆予琛降下车窗，让潮湿的海风灌进来。

电台里播着一首老歌，他听了一会儿，才想起那是母亲生前常哼的曲子。

母亲死于他十五岁那年，一场车祸，干净利落地从他们的生活里蒸发。没有遗言，没有告别，就像一页被撕掉的日历。

从那以后，父亲看他的眼神就变了。

不是愧疚，不是怜惜，而是某种更复杂的东西——像审视一件需要打磨的器物，又像在透过他看着什么别的人。

他把车停进车库，坐电梯上主层。玄关的灯亮着，客厅里没有人，但茶几上的威士忌杯还带着水渍，说明主人刚回来不久。

书房的灯从门缝漏出来。

陆予琛换了鞋，没有去书房，而是上了二楼自己的房间。他洗了澡，穿上睡衣，赤着脚踩在地毯上，在窗前站了很久。山下的夜景像一幅铺开的锦缎，流光溢彩，喧哗又寂静。

他想起今天在法庭上，对方律师被他驳得哑口无言的样子。那种掌控感让他着迷。而掌控感这个词，如果用在另一个人身上，就会变成另一种危险的意味。

敲门声响了三下，不急不缓。

“进来。”他说。

门开了。陆柏年站在门口，穿着家居的深色衬衫，袖口卷到小臂，手里拿着那份今天判决的案卷。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眉骨很高，眼窝略深，不说话的时候显得很冷，笑起来又让人如沐春风——但陆予琛知道他两种都不算。他算哪种，大概只有陆予琛清楚。

“今天的判决我看了。”陆柏年走进来，把案卷放在书桌上。他没有坐下，倚着桌沿，目光落在陆予琛脸上，“杨家的案子，你驳了对方关于信托有效性的主张。”

陆予琛没有转身，依然对着窗户。“你觉得不该驳？”

“该驳。”陆柏年的声音低沉平稳，“但你驳的方式太锋利了。杨家和陆氏还有合作，你在庭上把他的律师踩得那么狠，回头人家把账算在陆氏头上。”

“所以呢？”陆予琛转过身，靠在窗框上，和父亲对视，“我应该为了陆氏的生意，故意放水？”

陆柏年微微眯了眯眼。这个动作让陆予琛的心跳快了半拍，但他面上分毫不露。

“你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陆柏年说，“锋芒太露不是什么好事，予琛。”

他叫他的名字的时候，两个字的尾音微微上扬，像旧时代的文人叫晚辈，带一点漫不经心的亲昵。陆予琛恨死了这个语调，因为它总能让他想起小时候，父亲也是这样叫他的——那时候这个称呼里还没有这么多复杂的意味，只是一个父亲在叫他的儿子。

“我二十三岁拿律师执照，不是靠韬光养晦。”陆予琛说。

陆柏年看了他两秒钟，忽然笑了一下。那个笑容很淡，却让整个人的气场都变了，像一把刀收进了鞘里。

“随你。”他说，拿起案卷要走。

“爸。”

陆柏年停住。

陆予琛走了一步，又停住。他想说的话在舌尖转了三圈，最后变成了：“母亲的忌日快到了。今年去不去？”

空气忽然安静。陆柏年背对着他，肩膀线条几不可见地绷了一下。片刻后他侧过头，侧脸在灯下显出冷硬的轮廓：“她不是你母亲。她只是你的生母。”

这句话像一根针，又细又狠地扎进陆予琛的胸口。他知道父亲什么意思。陆柏年从来不承认那个女人是他的妻子，在法律意义上，她甚至没有冠过陆家的姓。她只是陆予琛的生母，一个在陆柏年生命里短暂停留又匆匆离去的女人，仅此而已。

“她是你的妻子。”陆予琛听见自己的声音，平静得不像是自己说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