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是周二到的。
周敬堂每天到办公室的第一件事是烧水。电热水壶嗡嗡响着的时候,他就在那张堆满期刊的桌子前面坐下来,把当天的信件翻一遍。大多是印刷品——学会的通讯、会议的邀请函、偶尔有一两封审稿意见的纸质回执。
今天多了一封没有署名的信。
白色信封,标准的C5大小,没有打印的邮戳标签,只有手写的地址。字迹很工整,笔画收尾的地方带着一点圆润的弧度,像是写惯了英文字母的人改写中文时特有的习惯——把“撇”写成略带弧形的曲线,把“捺”收得干净利落。
他撕开信封。
里面是一张A4白纸,对折了一次。展开之后,手写的字铺满了一大半页面,用的是蓝黑色的墨水,行距很宽,像是故意留给读者喘息的空间。
第一句话是:
“周老师,您还记得当年在实验室门口安慰我的那个学生吗?”
周敬堂的手停了一下。
他下意识地抬头看了一眼办公室的门——门关着,走廊里隐约传来研究生们聊天的声音。他又低下头,继续读。
“我1998年入学,2002年毕业,生物科学系,您带过我的毕业论文。那时候我因为实验数据被同组的人用了,在实验室门口哭。您路过,停下来跟我说了一句话——做科学的人,眼泪要流在数据后面。我一直记得。”
他放下了信。
记得。当然记得。那个女生——姓什么来着——对了,姓宋。宋……宋之琴。不,宋知琴。对,宋知琴。那时候她瘦瘦小小的,戴着厚厚的眼镜,总是穿一件洗得发白的牛仔外套。她哭的时候鼻子红红的,手里攥着一把用过的离心管,像攥着一把救命稻草。
他那天说那句话,其实实话。科研圈就是这样,数据被人用了,你能哭,但哭完之后得把新的数据做出来,因为原来的已经回不来了。
后来宋知琴毕业了,去了中科院读硕士,然后听说去了美国。他们后来没怎么联系过。
他重新拿起信。
“我博士毕业后转了方向,做科学传播,现在在《自然·中国》做兼职撰稿人。上个月有一个自称科学记者的人联系我,说想采访一个叫Z。Xia的中国研究者,问我知不知道这个人。”
周敬堂的手指收紧了。纸面上出现了一个浅浅的指印。
“我说知道。她是我师妹的师妹的师妹,按辈分算的话。那个记者说想写一篇关于她的深度报道,问了很多细节——学术背景、专利纠纷、经费问题。我没有回答任何实质性内容,但这件事让我开始查。”
“周老师,我查完之后很担心。那篇被撤稿的论文,舆论可能会越来越大。不是对她不利的那种大——是所有人都会被卷进去的那种大。学校、学院、导师组、专利评审委员会,一个都跑不掉。”
“我不是来添乱的。我只是想告诉您,如果风暴来了,请站在她前面。就像当年您站在我面前一样。”
“学生宋知琴敬上”
信纸的右下角有一个手机号码。
周敬堂把信放在桌上,两手交叉,拇指对拇指,缓缓地搓了几下。他的目光穿过信纸,穿过桌面,穿过那张老旧的办公桌上的每一道划痕。
烧水壶“啪”地响了。水开了。
他没有动。
走廊里的笑声越来越近,又越来越远。研究生们路过了他的门口,没有停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