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我们四个人从道具室那晚之后第一次同时离开本市——虽然我去省城看过姐妹们很多次,姜晚也每个学期都回来,但四个人同时在一个新的地方集合,这还是第一次。
姜晚来校门口接我们的时候扎着一条浅灰色围巾,校服换成了师范学院的学员大衣,里面套着一件她自己织的米白色粗线毛衣。
毛衣的针脚比当年那个小茶垫明显进步了许多,但还是能看出一些地方收针太紧罗纹不太均匀的痕迹。
她带我们在校园里走了一圈,介绍了综合楼、图书馆、微格教室和食堂,每到一处都附带一段她自己用的生活窍门——综合楼走廊太冷建议从教学楼中间天桥绕过去,图书馆三楼最东边那一排靠窗因为暖气片正好在桌子正下方所以冬天最暖和。
她说这些的时候表情平常得像复述上班路线,但我在她每一句精确到楼层的冗余信息里,嗅到了她早就做好了让我们以后也来这里找她的全部规划。
那天晚饭是在学校附近一条小吃街上吃的。
冬天的傍晚,路边摊顶着冷得发硬的红蓝条纹雨棚,大锅里翻腾着麻辣烫滚滚的白汽。
姜晚熟练地点了四碗全家福套餐,苏棣在一旁指指点点说老板多放辣椒不要香菜,苏棠在旁边的烤面筋摊上买了一整袋举着回来,油纸上沾了点孜然。
我端着滚烫的碗坐在路边摊的塑料方凳上,身边一左一右是苏棠和苏棣,姜晚对面坐着。
四个人就着不断往脸上扑的麻辣烫蒸汽,同时端起碗喝第一口汤。
苏棣被烫得龇牙咧嘴,苏棠边咬面筋边唆嘴,姜晚用手指在碗边缘试了试温度然后把碗底的料用自己的勺子舀给我半份。
那一刻,师范学院的晚自修铃在远处响了。
路灯从头顶的雨棚边缘照下来,在我们的碗沿上折出四道形状不同的反光。
四个人的影子铺在脚下的塑料地垫上叠成一片,分不清谁的头连着谁的肩。
我看着姜晚给我舀料时围巾从肩头滑下来露出半截毛衣针脚的那几秒,忽然觉得时间这个东西是可以被驯化的。
它不会因为你想留住它就停住,但你可以用这些被记进骨头里的画面,逼着它往你希望的方向流。
苏棠和苏棣满十八岁那年春天,我接到了省歌舞团一位副团长亲自打来的电话。
电话内容很简短——苏棠在全国舞蹈大赛古典舞组总决赛上以独舞《洛神赋》拿了全场最高分,金奖。
苏棣在同一个比赛拿到了铜奖,排名没有进前三,但已经是那个年龄组里最靠前的成绩之一。
铜奖宣布的时候苏棣在后台抱着姐姐跳了十几下,笑得比拿金奖那个还开心——因为拿金奖的是自己姐姐,这一点比她自己拿什么奖都更值得炫耀。
姐妹俩从省城发来微信,苏棠是发了一段十五秒的语音,听得出嗓子是哑的,但话音里每一个字都在蹦:"叔叔叔叔我拿了金奖——"苏棣发的是他们的奖杯合照,底下跟着一句:"今晚回去好好给你补一顿饭。等我回来。不许提前一个人喝酒。"
两个人都十八岁了。
十八岁在法律意义上已经是成年人,但在我的记忆里,她们永远还是那两个在开学第一天穿着校服、袖子卷了两道露出细白手腕的十二岁双胞胎。
这种记忆感知上的时差感,把我架在一个极其荒诞的位置上:我在她们身上同时投射了父亲般的疼溺、师长般的骄傲,和丈夫般不由自主被吸引的全部本能。
姜晚师范毕业的那个暑假,本市教育局刚好放出了一批正式编制。
她以面试成绩第一通过了公开招聘,分到了我的学校。
入职手续办完之后,她被分在语文组教研组,办公桌和我的办公桌之间只隔了一道又矮又旧的木质隔板。
隔板上某个前使用者贴了一张褪色的世界地图和一枚积满灰的钉子。
我们可以隔着隔板不用转头就能听到彼此在批改作业时钢笔摩擦纸面的声音。
办公室里她是姜老师,我是陈老师。
见面点头,说话客气。
偶尔在办公室里讨论课标的时候,她会用"陈老师您看这个单元这样设计合不合理"开头,我也会用"姜老师提的这个思路很好"回答。
我们刻意地保持着一种在同事眼中毫无破绽的规范关系。
但规范关系的面具做得再逼真,也遮不住另一些细节。
我的搪瓷杯每天早上一进门就是满的。
温度刚好,茉莉花茶,她自己带来的茶叶。
我不用问谁给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