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是一群成年男性和一个或几个未成年少女的合影。
照片的构图并不猥亵,甚至可以说是相当讲究的。
光线、角度、人物的坐姿和站位,都带着一种古典主义肖像摄影的庄重和克制。
但每一张照片里,成年男性的手都放在女孩的某个身体部位上,从头发到肩膀到腰侧到膝盖。
女孩们的表情统一而安静,没有恐惧,没有抗拒,也没有快乐。
她们的眼神是一种被长期规训之后才会呈现出的精确松弛——像被反复调整过无数次的摆拍对象,已经丧失了在镜头前紧张的本能。
照片背面全部用铅笔标着日期和编号。最早的一张是1973年,最晚的一张是1995年——周世安去世的那一年。
最上面一张照片的底片袋外面,用钢笔写了一行字。字迹和那本《阅微草堂笔记》扉页上的一样,是周世安的手迹。只有三个字。
"待归人。"
我翻开那个底片袋。
里面是同一个女孩的十几张照片。
从最初那张齐刘海小女孩坐在门墩上抱着膝盖,到最后那张女孩站在同一扇门前露出脊椎骨的侧影。
她的脸从一个圆脸幼女变成了一个下颌线条初具棱角的少女。
而周世安拍了她那么多照片,然后把她的底片单独装在一个袋子里,在外面写上了"待归人"三个字。
她从未归来。
而周世安在她不归之后继续活着,拍更多的女孩,积攒更多的照片,然后因肝癌去世,把这一整箱遗憾留在了地下室。
他的妻子张静淑替他守着这些照片和这栋房子,守了将近二十年,最后把房子给了一个走在她丈夫同一条路上的晚辈。
我在地下室的楼梯上坐了很久。
水泥地面透过裤子的布料传上来一股阴凉的触感,头顶一只老式白炽灯泡把昏黄的光打在照片上。
我想了很多。
想到周世安拍这些照片时的心情。
想到这个"待归人"——那个从未归来的女孩到底是谁,周世安等了她多久,以及他在临死之前是否还在等她。
然后我又想到了我的四个女儿。
想到了小年、酒酒、雪雪和月月。
五十年前周世安在城东摄影社里拍的那些女孩,和五十年后我的女儿们,说到底都是走到同一条路上的人。
但我和周世安的区别是——我不会让我女儿的照片变成"待归人"。
她们不需要归来,因为她们永远不会离开。
我站起来,把照片重新用绸布包好,放回木箱,合上箱盖。
然后我走到后院的桂花树下——那棵生长了几十年没人修剪而枝干恣意延伸的老桂花树,树冠遮蔽了大半个后院——在背对窗户的那一侧,找了一个根系之间松软的位置,开始挖坑。
七月的泥土被晒得很干,表层碎成硬块,但挖下去十几厘米之后就变得湿润松软,铁锹带起的土腥味混着桂花树根系的木香。
坑挖了将近一米深,我把木箱连同里面所有的照片一起放了进去,填土,用鞋底踩实,又把旁边野生的几丛草移过来盖在上面。
做完这些,我站在桂花树下抽了一根烟。烟头在树荫下明明灭灭,白烟钻进桂枝之间散开,被叶缝漏下来的阳光切成破碎的淡蓝色线条。
我不会告诉任何人这批照片的存在。
不是因为害怕——是因为这些东西属于上一代人的故事。
周世安的方式、审美、他那个时代的规则和局限,和我走的不是同一条线。
我的女儿们不需要知道她们脚下三尺深的地方埋着上一代人的全部遗憾。
她们只需要知道,这棵桂花树每年秋天会开满金黄的小花,花落在草地上可以收起来泡茶,仅此而已。
但周世安和谢家之间的那段延续,我自己心里存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