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栋十二层的写字楼,外墙贴着深蓝色玻璃幕墙。
楼顶那四个镀金大字还在——新闻里说拆,但还没来得及拆完,只剩下“金帝”两个字悬在空中,“集团”已经落地了,被吊车吊着慢慢放下来。
楼下围满了人。
讨薪的工人举着横幅堵在大门口。
横幅是白布的,上面用红油漆写着“还我血汗钱”,油漆顺着白布往下淌,在布的下缘聚成一排暗红色的斑点。
一个头上还戴着黄色安全帽的工人对着摄像机镜头说:“干了半年,一分工钱没拿到。家里孩子等着交学费,老婆在老家种地,一年收入不够还这半年的债。”他的声音不大。
那种不大比大声喊更让人难受。
因为大声喊的人还有力气,这个人的力气已经用完了。
银行的催收人员站在另一侧。
穿着深色西装,手里拿着文件夹,在跟一个律师说话。
他们站在台阶上,工人站在台阶下,中间有一道看不见的分界线。
保安站在门口,双手背在身后,不知道该拦谁。
玛丽娜站在马路对面的一棵梧桐树下。
她到的时候楼顶还有两个字,她走的时候两个字都没了。
工人坐着吊篮升到楼顶,用电焊枪把镀金字从钢架上切割下来。
第一个字落下来的时候发出了一声沉闷的金属撞击声,砸在水泥地上弹了一下,镀金表面被刮出一道白色的划痕。
第二个字被吊车吊着在半空中摇摇晃晃地放下来,晨光照在金面上反射出一道光,一闪而过,像那栋楼闭了一下眼睛。
她站在那里看了全程,风从江面上吹过来,吹得她大衣下摆翻起来,她没有拢。
她回到公寓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没有开灯,直接走进卧室,从床垫下面摸出第一个信封,把四千七百块倒在床上。
打开衣柜夹层,从靴筒里拿出第二个信封,倒出两千一百块。
走进卫生间,把马桶水箱盖子翻开,取出保鲜膜包着的第三个信封——拆保鲜膜的时候手指有点发抖。
不是冷的。
她怕水汽渗进去把她的钱浸湿了。
没有,保鲜膜封得很好,一千六百块干燥的,带着一股塑料味。
她把三堆钱拿到客厅放在茶几上,排成三行,然后在黑暗中借着窗外的路灯光看着它们。
又从枕头套里摸出赵总给的银行卡,放在三堆钱的中间。
她不知道卡里有多少钱。
没去查。
不是怕里面没钱——是怕里面有钱,因为只要她不查,赵总就还有可能在某天晚上敲开门问“还有吗?”。
那张卡在她手里轻得像一张纸——一张中国银行的借记卡,蓝色的,背面有她的签名,她用俄文签的,赵总说银行的人看不懂也没问。
她记得他给她卡的那天他把密码写在纸条上——“你的生日倒过来。好记,别人猜不到。”她的生日是一月四号,密码是0401。
她把纸条记住了之后就烧了,用打火机点燃的,看着纸在烟灰缸里卷曲变黑化成灰烬。
她坐在地板上看着那四样东西。
十个月。
两百多个客人。
数不清的夜晚。
换来八千四百块现金和一张未知余额的银行卡。
她不知道自己到底值多少钱,但她知道这个数字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