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暂的停顿过后,旁边传来里昂的声音:“还没。”
她听得见他呼吸的频率,自然知道他也一直没睡。
两人一时都没再说话。
下雨的天气其实适合入眠,但1998年的浣熊市事件改变了这一点。
“——里昂,你会做噩梦吗?”
问出这句话时,她并没期望会得到诚实的回答。
“……偶尔。”
里昂的声音从她左边传来:“不太累的时候,就容易做梦。”
他将话题抛回来:“你呢?做噩梦吗?”
“偶尔。”她挪用他的回答。
“不太累的时候,人比较容易做梦。”
里昂好像无声地笑了一下。她看不见他的脸,但她就是知道他笑了。
“所以,这个工作其实挺适合我们的。”她叹了口气,“每天都累得要死,根本没时间做梦。”
“你什么时候入职?”
“等你出院。”
刚刚完成训练的人,按照惯例,会有几天宝贵的假期。
在这之后,就是连圣诞节都要待机、几乎全年无休的高强度工作。
她望着天花板,床头灯拉长的光影像对比强烈的油画。窗外风雨喧嚣,屋内却很宁静。
“下次,”她说,“你做噩梦的时候,记得叫上我。”
“反正都要做噩梦,不如一起组队得了。”
梦里,孤身一人时,她总是最为害怕。
像刚才停电的时候一样,如果身边有他在——恐惧总是会变得小小的,小到她能够捏在手里。
不是说恐惧会荡然无存,而是即便害怕,她也能够继续向前。
噗通噗通、如同心脏一般在指间跳动的恐惧,因为身边人的存在会变成她能够克服跨越的障碍。
他说,好。
“做噩梦的时候我怎么找你?”
“打我电话吧。”她说,“我刚买了一部新手机。”
用的是她上个月发的工资,短信按字数收费。
里昂又开始笑,笑的时候没有声音。
“医嘱。”卡瑞娜说,“不要忘记医嘱。”
他们躺得很近。他现在估计也和她一样,躺在床上望着病房的天花板,好像只要视线先固定住了,思维就不容易发散跑偏。
里昂很务实:“如果没信号?”
“……天哪,里昂·肯尼迪,都做梦了,这个梦就不能合你心意一点吗?”她啧了一声,“去西侧二楼的办公室找找信号加强器吧。”
“你还记得。”他说。
“我当然记得。”她回答。
里昂好像在看着天花板。
“我不怎么和人提……我是说,我不怎么和人谈起那一晚发生的事。”
被军方人员审问的时候,面对心理评估师的时候,遇到好奇心强烈的政府官员的时候。
如果可以的话,真希望那一夜发生的事永远不会再被提及。不管是有心还是无意,里昂·肯尼迪都本能地想要将它遗忘,将它远远地抛在后头,再也不用回首。
但只要闭上眼,浣熊市的惨剧依然鲜明如昔,没有因为时间和物理的距离而褪色分毫。就像某种诅咒一样——活着逃出浣熊市的人,从来都没有真正逃离那个噩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