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七年的一月,上海冷得像一个冰窖。
法租界的梧桐树上挂着一层薄薄的白霜,清晨的阳光照上去,亮晶晶的,像无数颗细碎的钻石。
但阳光只是看起来亮,温度还是低得可怕,风从黄浦江上吹来,裹着水汽和寒意,钻进每个人的领口和袖口。
沈静澜坐在办公室里,面前摊着一份文件,但他的目光不在文件上。
他已经盯着窗外那棵光秃秃的梧桐树看了整整五分钟,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顾霆钧。
这个念头已经持续了很多天了。
自从那杯茶之后,顾霆钧像一颗钉子一样钉在了他的脑子里。
吃饭的时候会想起他说的“我想你了”
,工作的时候会想起他说的“你让我觉得活着有意思”
,睡觉的时候会想起他靠近时的那张脸——眉尾的痣、睫毛的弧度、嘴唇上的干裂。
每一个画面都清晰得像高清照片,每一句话都像刻在骨头上的铭文,擦不掉,忘不了。
沈静澜试图用工作来驱散这些念头。
他把关税改革的文章又修改了一遍,把纱厂贷款方案重新做了风险评估,把下个季度的业务计划提前到本周完成。
他工作到深夜,累到眼睛发花,累到手指握不住笔,累到倒在床上就睡着。
但这些办法只对白天有效。
夜里,当他的身体终于安静下来,当他的大脑终于停止运转,那些念头会像潮水一样涌回来,把他淹没。
他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必须做点什么。
沈静澜拿起电话,拨了一个号码。
“顾二少吗?我是沈静澜。
明天中午十二点,福州路的那家西餐厅,我有话跟你说。”
第二天中午,沈静澜提前十分钟到了。
他选了一个靠窗的位置,坐下来,把公文包放在旁边的椅子上,双手交叠放在桌上,目光定在门口。
他的表情很平静,但右手食指在左手手背上无意识地敲着——哒,哒,哒,哒,节奏比平时快了很多。
十二点整,门被推开了。
顾霆钧穿着一件深灰色的呢子大衣,围着一条黑色的羊绒围巾,头发被风吹得有点乱,鼻尖冻得发红。
他进门的时候环顾了一圈,看到沈静澜,眼睛亮了一下,然后大步走过来,在对面坐下。
“难得啊,”
他把围巾解下来搭在椅背上,笑着说,“沈大公子主动约我吃饭。
今天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还是世界末日到了?”
沈静澜没有笑。
他看着顾霆钧,目光平稳而冷静,像一个银行家在审核一份贷款申请。
他在心里已经把要说的话排练了无数遍,每一个词都经过了精心的挑选,每一个停顿都经过了精确的计算。